传统友谊的新发展——论建交35年来的中巴关系

一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友好的邻邦,两国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我国已故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中巴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从巴基斯坦各地发现的文物资料可以证明,中巴两国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的新疆经过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中巴两国以及欧洲和西亚的使臣、高     

巴基斯坦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中印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导致两国超越了敌对关系而进入到经济合作关系,但还是不能超越合作伙伴关系而成为友好邻邦,中印友好关系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中巴友好得到四个支柱的支撑,但中国开始用全球利益的视角看待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中国需要发展其他具有建设性的和具体的合作领域。     

中巴经济走廊的经济前景

中巴经济走廊被视作"一带一路"规划的旗舰项目。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巴基斯坦的经济格局,显著改善GDP、贸易、投资、就业、贫困人口等经济基本面,对巴基斯坦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同时,它还有助于增加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和提高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对巴基斯坦经济的评级。中巴经济走廊提升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双边贸易量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巴经济走廊还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巴基斯坦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最后,随着巴基斯坦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条件的改善,巴基斯坦的区域内贸易也正不断增长。     

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变：1962～1965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但学界对中巴这一“独一无二”的战略关系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中国与印度相争的大背景下,对1962—1965年中巴关系的嬗变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冷战期间,谋求外在的同盟关系是巴基斯坦维护国家安全始终不渝的目标,巴基斯坦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其顶住美国压力、建立中巴事实同盟的主因;中国在对巴政策中所追求的有限的政策目标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摒弃是中巴事实同盟建立的另一重要原因。     

温总理访印与中印关系的新发展

中印两国的崛起,是2 1世纪引人注目的重要主题。中印友好合作事关两国的重大战略利益。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印关系的发展。温家宝总理最近对印度的访问,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系作者对两国这次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握手的评价与感言。     

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之动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巴双边陆地边界谈判过程中,巴基斯坦表现积极,极力推动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其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巴基斯坦当时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巴基斯坦希望通过中巴边界谈判,达到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进而改变其整个周边外交环境的目的。本文拟对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的表现、原因以及目的进行梳理和分析。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风险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巴后,中巴经济走廊正式步入全面实施阶段。虽然中巴经济走廊发展前景向好,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走廊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政治上,巴基斯坦政局存在不稳定因素,且各政党还未真正就经济走廊路线达成共识;经济上,巴基斯坦产业基础薄弱,投资环境欠佳;安全上,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并不稳定,且瓜德尔港所在的俾路支省安全形势更令人担忧,另外中国新疆的安全形势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最后,域外国家可能对经济走廊有所干扰。上述风险都可能阻碍经济走廊建设,需要中巴两国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涵盖了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类型,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经过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带动了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增长,给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帮助,但这也容易让巴基斯坦形成对中国的“援助依赖”.巴基斯坦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和国际局势变化会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效果.共建“一带一路”之际,中国需适时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策略,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共享合作发展新成果.     

中国与巴基斯坦电力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巴传统能源资源较为短缺,但电力资源相对丰富,为双方扩大电力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巴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优惠的电力投资政策,也有利于中巴开展电力合作。本文全面分析了巴基斯坦电力供求形势、中巴电力合作的基础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中巴电力合作的对策建议。     

大变局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和先行先试项目,作为夯实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在大变局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从中美博弈、印巴对抗和中东变局三个层面分析巴基斯坦所处国际战略困境,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转型、安全治理与经济发展四个方面概括巴基斯坦国内治理困境,探讨巴基斯坦战略调整新动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应对世界大变局提供强大助力,但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