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依赖、空间溢出与河南省金融发展空间分异——基于1990—2012年县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河南省1990—2012年各县域金融相关比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利用MatLab、ArcGIS工具,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ESDA局部空间相关分析与空间地理加权模型回归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角度对河南省各县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布局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揭示其演化特征、空间依赖性及异质性,并对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索。结果显示,河南省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同时结合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分析发现,豫北地区地域差距较小,豫东传统农业地区县域金融发展差距较大,揭示出局部空间异质问题;最后结合GWR分析,在影响河南省金融空间布局的因素中,工业发展水平始终主导着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对邻近县域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空间溢出”具有有限的边界。     

地理依赖、空间溢出与河南省金融发展空间分异——基于1990-2012年县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河南省1990-2012年各县域金融相关比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利用MatLab、ArcGIS工具,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ESDA局部空间相关分析与空间地理加权模型回归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角度对河南省各县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布局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揭示其演化特征、空间依赖性及异质性,并对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索.结果显示,河南省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同时结合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分析发现,豫北地区地域差距较小,豫东传统农业地区县域金融发展差距较大,揭示出局部空间异质问题;最后结合GWR分析,在影响河南省金融空间布局的因素中,工业发展水平始终主导着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对邻近县域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空间溢出”具有有限的边界.     

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 574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都表明我国各省区金融排斥程度状况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为研究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人文地理等三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Tobit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受地区工商业化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住房拥有状况、信息技术水平、地理特征、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显著。根据计量结果,文章提出了要破解金融排斥难题需要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提高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政策启示。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金融支持——基于金融排斥的分析

"新丝路"战略为西部省区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但这一战略的实施亟须金融产业支持。通过金融排斥测度视角分析新丝路沿线省区金融发展程度,选取了五个指标来建立金融排斥评估体系,使用该体系定量评估2008年~2014年的沿线省区金融排斥情况。通过指标聚类发现各省区之间金融排斥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广西、贵州和重庆排斥程度最高。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民族地区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地区收入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是降低金融排斥的主要因素;民族政策和政府干预影响金融排斥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脱贫摘帽地区内生发展的效应测度与动力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突破脱贫摘帽地区长期面临的金融排斥困境,对于提升内生发展动力、降低脱贫后返贫的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脱贫摘帽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内生发展动力,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东中部脱贫摘帽县域、人力资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较高的脱贫摘帽县域的内生发展动力;(3)促进产业规模化以及城镇化发展是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机制。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地理特征,选取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效化两个维度,运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高效化,但是由于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研发要素在区域间流动,使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变分析

选取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应用聚类分析法体现演变特征、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其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表现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东部地区表现出综合集聚特征,中部和西部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分散化并且地区绝对差异在不断增大。针对研究结果,建议我国要重视绿色金融工具,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因地施策制定发展路径,全面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排斥、金融密度与普惠金融——理论逻辑、评价指标与实践检验

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关于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普惠金融在概念范畴和评价指标存在的混乱、重复的问题,引入金融密度概念,从理论逻辑上推演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设计了包含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三类金融服务主体的指标体系,编制了2010-2014年中国分省金融排斥、金融密度和普惠金融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地区金融排斥、金融密度的决定因素,测评了普惠金融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的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存在金融排斥与金融密度的地区梯度效应;乡村人口占比高、国有企业占比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高、金融业竞争不激烈、交通便利程度低的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更高。金融密度在居民、企业与地区经济层面显著差异;发展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改善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     

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金融集聚作为推动地区农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农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数据,系统分析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索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对不同性质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农业企业、成长型农业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更明显。同时,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为农业企业创新提供投资信息和融资渠道;二是提高农业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提升当地农业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逻辑、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

从数字普惠金融内涵、概念出发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逻辑,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深入剖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根据非参数KDE、Moran’s I指数与空间Markov链估计的结果发现,2011-2020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经历了由两极分化到整体收敛的演化过程,并存在全局空间下的集聚现象;基于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可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且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最后采用σ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正以更快的速度追赶水平较高的地区,随着时间推移区域差异将缩小。建议政府部门立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劣势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策,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政府的支持引导作用。     

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撑，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加离不开这一支撑。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普遍不高，这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要加快县域金融的发展，首先有赖于明确县域金融效率的外延和内涵，明确县域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文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市场运行效率、政府行为效率、金融生态效率三大维度的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综合评价体系，以期对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问题相关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路径和参考。     

农户金融排斥类型的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

普惠金融因金融排斥问题而产生，研究农户金融排斥问题是发展乡村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农户的分化会对金融排斥产生显著影响，从事简单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户主要面临需求型金融排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型农户主要面临供给型金融排斥；由于缺乏经济机会造成的有效金融需求不足是导致农户面临需求型金融排斥的重要原因，相比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型农户，普通农户更易因缺乏经济机会而受到需求型金融排斥。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制定差异化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注重金融供需平衡。     

金融虚拟集聚平台的区位选择

过往对数字金融的研究较少从集聚视角出发，本文以P2P平台为代表，探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等金融创新业态的地理与虚拟双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并构造含有金融创新与技术溢出的空间溢出模型，解释数字金融的双空间集聚机制和区位选择；并选取P2P平台作为金融虚拟集聚的典型载体，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弱化了本地因素的影响，但金融虚拟集聚平台仍比传统金融行业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基于信息技术溢出的区位选择对其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