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黑塞小说中的道家思想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从小就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本人则是最崇拜《道德经》中道家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一思想一方面体现在小说中人物自身性格的矛盾以及最终超越矛盾后的统一,一方面体现在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性格上的截然对立和最终达到融合统一。黑塞的小说尽管题材不同,情节各异,但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可以说是其小说中的一条主线。     

生命力的飞跃和突进--评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具有心理悲剧的特征.女主人公玉娇龙的性格是在八方受敌、四面出击的境遇下展现的,其中包括"善"与"善"的冲突.这一形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充分揭示了她内心的、性格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敌人"正是她自己.小说对玉娇龙的悲剧及其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孤独感的渲染,得力于王度庐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分析派美学的契合.以刘泰保为代表的"闾巷之侠"形象的生动性,则体现着作者的"平民主义"精神.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和从小说节选的《语文读本》教材也各有特色.     

笔花生彩墨花香——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小说文学是离不开情节与细节的,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任务,但所包含的内容、表现的形式和所需的手段却不尽相同。比较而言,情节装的是故事,细节则装的是性格;情节是矛盾纵向的、公开的、快速的开展,细节则是矛盾横向的、隐蔽的、缓慢的揭示;情节所需的手段是叙述,细节所需的手段则是描写。它们所起的作用和所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情节是小说的骨骼与筋脉,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与细胞;情节使小说站立成形,细节则使小说摇曳多姿;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因此,重视细节描写,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杰出的作品,总是以细节描写取胜的。     

池莉小说相关电视剧与原作之比较

近年来池莉小说与影视剧关系日益密切,如将与池莉小说相关电视剧同原作相比较,会发现两者的变化:原作中明确的主题在剧中被消解;原作中人物呈现“标签化”特征,性格发展缺乏逻辑性,而剧中人物性格更为丰满和复杂;小说中用理念图解男女情感世界,以冲突对抗方式解决两性矛盾,而剧中则展现更为丰富的两性情感生活,以宽容与谅解消除矛盾;此外,小说中浓郁的市民气息与地域色彩,在剧中明显减弱,转变为强烈的都市风情。     

许地山小说语言风格论

许地山作为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得益于其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和思想内容，也得益于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总体来说，许地山的小说语言呈现出简练、明快的风格特点，以思想性格和生活经历为主的主观因素与以社会时代为主的客观因素共同构成了其成因。从现代文学语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许地山的小说语言规避了过分文言化和欧化的弊端，为其后继起的新文学作家提供了语言镜鉴。     

《林兰香》成书不早于乾隆中期考论

当下都把《林兰香》定位于清初小说,但是这些结论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证。《林兰香》第54回＂汾酒＂一词,经考证最早出现于乾隆二年（1737）,而从方志等文献记载看,＂汾酒＂成为名酒是在乾隆（1736—1795）中后期,而＂汾酒＂在小说中则出现更晚,小说中出现的＂香肠＂最早也出现于雍正朝。故可知《林兰香》成书不会早于乾隆中期,更不会成书于康熙朝。     

苔丝的悲剧的性格起源及其社会镜像——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

托马斯·哈代是跨世纪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反映了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大环境的冲突,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是性格与环境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结果。分析悲剧的前因后果,领悟深蕴其中的意义和哲理是哈代小说的社会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主人公苔丝的性格特征的分析,发掘这场悲剧的社会根源。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骗局

骗子小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小说类型,起源于唐,兴盛于明、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各种文体、各种类型都有所渗透。比如其中精怪类骗局曾影响到《西游记》。现实类骗局则技巧高超,内容广泛,涉及社会人生的诸多领域,对人类心理特征及性格弱点都有深刻揭示,具有文学、心理学及社会学上的多重意义。此外,明清骗局小说均有强烈的现实针砭意图,同时也表现出对骗局的赏玩态度,这显示出这类小说的劝惩功能与娱乐功能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     

论哈代小说环境描写的艺术功能

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的交界线上,英国文坛耸立着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托马斯·哈代的忧郁形象。哈代做为一个小说家,作品是非常丰富的,而成就最高的则是他统称为“性格与环境小说”的作品。“性格和环境小说”包括这样几部作品:《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得》等。作家给这些作品起的名称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它们所反映的正是人物的性格和社会环境发生冲突而产生悲剧,其中或者以性     

自由和独立--萨拉的复杂性格系统

复杂性理论的系统观可解读文学作品。在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性格策略便是一个复杂系统。众多要素的相互作用,使萨拉的性格形成回路,构建动态的性格系统。她兼有攻击和自恋的性格,超越了传统女性的固定形象。元小说不确定的结局则突破了传统,不同于维多利亚小说可预见的结局,使萨拉形象更具社会意义。     

乾隆时期小说禁毁的特点

清乾隆朝的思想统治延续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基本政策,在控制手段上更为严酷。乾隆初期颁布过一些小说禁令,主要针对邪教泛滥,禁止邪教利用小说蛊惑民心。这些禁令对小说的刊刻发行产生了巨大影响。纂修《四库全书》时期,明末的一些时事小说及有碍清朝统治的小说被列入禁毁书目。统治者为了防止滋扰民生,针对不同性质的小说进行区别对待,部分涉及政治的白话小说遭到禁毁,而一些文言小说虽也有禁令,但最终网开一面,收录《四库全书》中。     

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份重塑:简·爱的矛盾性新探

在阅读勃朗特自传体小说《简·爱》时,通过仔细阅读文本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简·爱。有人说这是小说的失败。但笔者认为,如果从女性写作视阈观看,简·爱性格的多重性、矛盾性和不稳定性,她的自卑性,甚至她道德的"虚伪性",不仅反映了当时英国女性的自身特征,而且还帮助作者和简·爱重新建构了她们的女性身份。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之治”。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     

唐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与上清派仙女降真传道

唐前志怪小说中的人仙恋故事主要以仙女凡男类为主,其又可分为人仙相遇型和仙女降临型两种。人仙相遇型多侧重情感欢愉;仙女降临型则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其与六朝上清派的存思降真传道之法联系密切。受道教文化影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中存在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道教人仙恋故事源自世俗又归于世俗的发展道路决定的,其随着道教对女仙的崇尚与改造而产生,最终又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而消解。     

异端与信仰——从《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看佛教文化

"异僧"类小说是《太平广记》佛教类目统属下的一类小说,主要表现异僧奇异的神通和操守。以巫咒术为主的神通和犯戒行为的操守都与佛教精神相悖逆,异僧小说却大肆渲染。这是因为前者在信仰层面上张扬了佛教,有助于佛教影响的扩展;后者则在义学层面上以文学形式宣讲了佛教哲学本质,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内在本质。     

二元分离与聚合——论《吉姆爷》的叙述结构

文章从《吉姆爷》小说主人公性格的二重性入手，探讨了其性格悲剧的深层原因。由此，引发了对该小说叙述结构特征的多重分析，即：不仅主人公性格具有对分与聚合的双重性，而且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甚至读者也具有类似的特性。进而指出该小说作者藉此形式写作的特殊含义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     

世界名著《红与黑》于连形象的塑造浅析

本文分析了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形象 ,肯定于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者 ,他的思想性格具有矛盾性。他的性格的矛盾性 ,是他所处社会矛盾在他身上的折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 ,是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热情讴歌。     

小说真实性的判断标准

小说的真实性是建构小说的核心所在,是关乎小说是否成功的关键。一般来说,细节真实与对人物心理逼真的虚拟构成了传统小说的真实性。现代叙事学更注重叙事方式与角度,叙述人以其独立的叙述创造了现代小说,而细节的逼真与否反而被遮蔽和忽略。其实,小说真实性的建构并不在其内部,而是一个叙述者与读者的道德、心理立场的契合问题,双方共同的道德、心理体认促成了小说逼真性的呈现。     

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语言的哲学思考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语言的独到之处成功地表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本文运用对立统一的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论证了霍尔顿的语言应用和作者塞林格创作意图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揭示了其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为个体的霍尔顿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青少年霍尔顿性格和心理上的两面性。     

对抗与妥协:新历史观照下的《马丁·伊登》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解读小说《马丁·伊登》中体现作者的双重性格的矛盾和冲突。笔者认为杰克·伦敦性格中有作为进步作家敢于揭露和抗争的一面,也有与各种社会势力周旋,妥协的一面,这种同时并存又格格不入的性格矛盾正是作家悲剧性结局的真正原因,作家的抗争与妥协在现代语境中有其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