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人改编本《白兔记》对刘知远和李三娘的重塑

明代戏曲《白兔记》在“前文本”的基础上对主要人物形象进行改写,女主角李三娘由“前文本”中大胆泼辣、吃苦耐劳的“农家女”逐步被改写成孝顺父母、善良贤惠、吃苦耐劳、忠贞不二、重视家庭、宽宏大量,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贤妻;而男主角刘知远亦由“前文本”中神灵附体“发迹变泰”的负心汉逐步被改写为文武兼备、重情重义的好丈夫.剧作家通过人物的改写迎合大众对“士夫贤妻”的审美期待和重视女性“贞德”的文化心理,还试图弥补刘知远的道德缺陷,但主角形象亦即丧失了“野性”的光芒.     

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论《卡斯特桥市长》男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卡斯特桥市长》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创作的最富有悲剧色彩的长篇小说之一。男主人公亨查德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将永远被记载于世界文学殿堂之中。而导致亨查德悲剧命运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冲动和偏执的性格、时代的制约以及偶然性因素。     

我的《白兔记》

我最理想的地方是，有山有水，空气干净，生活方便，环境清静，进退皆宜，还有亲朋好友可以来往。     

明传奇《金丸记》与藏戏《苏吉尼玛》、《卓娃桑姆》之比较

通过对明传奇<金丸记>和藏戏<苏吉尼玛>、<卓娃桑姆>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解析这三部题材相近的藏、汉戏曲所蕴含的优美人性,从而探究藏、汉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共性和特性.     

戴着镣铐的舞蹈——浅谈《孽子》与《活着》的命运悲剧意识

通过对白先勇的《孽子》和余华的《活着》这两篇小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前者是先天的生理属性影响着主人翁,使其被主流的父权社会所排斥,后者是时代背景中无力扭转的命运悲剧在作祟。二者相较,蕴含其中的是浓重的命运悲剧意识。     

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

南戏《赵氏孤儿记》产生于元代后朝,是以元刊本杂剧《赵氏孤儿》为参照写定的。今存较完整的富春堂本、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是从南戏向传奇过渡中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其剧名和结构特点上看出。在今存赵氏孤儿报仇故事的几种南戏和传奇版本中,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九宫正始》收《赵氏孤儿》本、《风月锦囊》载《大全孤儿》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传奇《八义记》。这些版本按其承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从话语权看《红楼梦》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中的女性的悲哀就是她们在男权世界中处于“失语”状态,或主动“失语”,或被强制“失语”,这是她们悲剧命运的起点也是终点：要么“半失语”,即其言行大部分情况下受“外语境”的制约,“外语境”处于语境的制高点;要么“半语”,即言行不受“外语境”和“内语境”的制约,以内语境支配言行,在言行上没有尊卑观念,这种言行表现导致了“内语境”与“外语境”形成重重的矛盾冲突;要么“全失语”,言行既不自由也不自在,但与外界权势环境的言行一致,极致的状态是“失声”、无话可说。     

认同归属积极进取——《潜水鸟》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启示

加拿大当代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在她创作的小说<潜水鸟>中,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独特的构思、清新优美而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感情描写了在主流文化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的一位印第安女性皮格特的悲惨命运.小说主题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皮格特的悲惨结局令读者产生无限同情.本篇论文从新的视角探讨其悲剧命运给读者带来的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浅析《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成因

《德伯家的苔丝》是作家托马斯.哈代笔下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悲剧作品。女主人公苔丝本是一位美丽、纯洁的乡村少女,她热心、隐忍,懂得自我牺牲,但多舛的命运却让其遭受了诸多不幸,从最初的天真、善良到最终因为谋杀罪而被处以极刑,其短暂的一生始终经受着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的激烈对抗。     

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之比较

文章从戏剧的起始源头、发展脉络对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作了比较。接着 ,又从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民族性、哲学思想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入手 ,对中国京剧的写意风格和以演员表演为中心、欧洲歌剧的写实风格和以音乐为中心的美学特点作了阐述和比较。     

从命运与性格悲剧的融合看《雷雨》的悲剧艺术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典范。从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融合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雷雨》在吸取并发展了古希腊的悲剧命运观念和审美模式、展现旧中国人物性格悲剧上对我国现代戏剧的创造性贡献,揭示了其对中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继承、吸收和融合所表现出的独特艺术价值。     

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

命运是西方悲剧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审美要素之一。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自觉提出,其内涵是关于人类社会里历史与人伦悖论的深刻理解和透彻说明,其表现形式是“弑母弑父”的情感痛苦。命运问题还会在历史辩证规律下发生奇妙的轮转换位,历史与人伦的悖论转化成了社会统治意志与个人自由情感的矛盾,其表现形式是“杀不死父母”的肉体磨难。     

一朵铿锵玫瑰的凋谢:苔丝的命运悲剧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悲剧小说的巅峰之作,主人公苔丝悲惨多舛的命运以及她对命运的英勇抗争展现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美。对苔丝悲剧命运的描绘,集中反映了哈代对古希腊悲剧命运观的借鉴。     

凉山彝族与藏族《指路经》比较研究

四川凉山州汉藏彝等多民族和谐共居,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和而不同。凉山彝族和 藏族的丧葬仪礼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唱诵《指路经》,虽然各族群的唱诵形式和唱诵内容不同,经书载体、书写方式有别,但目 的都是指明归途、引导亡魂回到祖居地。藏族《指路经》为卷轴布幅图画,用具有标志性的图符如动植物、建筑、象征性的图案 等分格标示各站点和亡魂注意事项,司祭者依照每格图画顺序念诵。     

悲情女性——论契诃夫笔下的妇女命运

契诃夫在他的小说及戏剧中 ,创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 ,形成了一个女性人物长廊。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的描绘 ,鲜明而尖锐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妇女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妇女问题的分类分析 ,观照契诃夫的妇女观 ,再现其历史价值 ,并挖掘其现实意义     

试论昭君悲剧命运的实质

昭君和亲本是一个历史事件,但由于其“掖庭待诏”的身份,后世对昭君和亲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其中不乏悲剧的论调。然而,那些论调大多没有抓住昭君人生悲剧命运的实质。从传统的儒家观念出发,君王与后宫女子的关系就是一种潜在的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昭君与汉元帝的微妙关系,使得昭君和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王昭君,为后世文学创作留下了可供开掘的空间。和亲是汉家对匈奴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只能是被当作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被侮辱损害的对象。昭君悲剧的开始,并不始于和亲事件,也不始于她待诏掖庭的身份时,而是从她被征召入宫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与其他和亲女子一样,“昭君们”和亲可以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国家社会的安宁和国民的富足。在这中间,她们非但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失去了作人的自尊。由于人生选择自由的被剥夺,无论如何,其人生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评价昭君和亲,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就会因为只看到了昭君和亲的皆大欢喜的结果,从而忽略或歪曲王昭君这个鲜活生命的想法和感受。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和亲女子一样,昭君和亲并不是个人的人生选择,而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需要。     

藏族、维吾尔族非言语交际特点的对比研究

对不同民族的非言语交际进行对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对藏族、维吾尔族的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认为,藏、维两个民族在非言语交际方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藏、维两个民族非言语交际的不同反映出他们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     

解析萧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生命悲剧

萧红小说中的主角大多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女性.她以独特的视角、真实的笔法,从女性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上展示了她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父权制度与封建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压榨与毒害,同时也挖掘了这些苦难女性心灵深处的闪光点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