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论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成中的"江南元素"

从文化审美的维度来说,"江南"不仅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生成中,"江南元素"及其所代表的唯美主义情怀和理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由于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现代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是"江南"作为一种诗性的文化审美元素,一种意义重构的精神元素,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生成中具有一种精神导向性和理想建构性的功能,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能够以诗性的情怀传达出现代中国人渴望富强、迈向自由,置身于世界强大和先进民族之林的伟大心声.     

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是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而揭示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言志"研究的意义.     

"诗言志"的理论内涵新探

关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闻一多认为"志"有记忆之意,故"诗言志"表达了诗歌最初的记诵功能,由于见解新颖,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从古文字和新出文献来看,"诗言志"的"志"本指"往"的意思,所以仍以传统"志之所之"为是。又因为"志"是一切语言核心,从而"诗言志"这一命题既区别了诗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不同,同时又注意到了诗和早期其他文体的不同。     

南京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如何打好"明文化"旅游牌

科学发展观是涵盖极为广泛,内容富于创新的时代概念.对南京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具有指导和统率作用.南京历史悠久,文脉悠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革命文化等四大特色文化.在这四大特色文化中,本文认为应以"明文化"为龙头,"龙头动,则全身皆活".以更好地促进南京旅游产业的发展,迈向更高的平台.     

"现代性"境遇中的"归家诗"——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二

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承担了在"现代性"境遇中引领人们"归家"的创作使命.呈现出漂泊--寻找--皈依或逃离的叙事范型并从中展示出海德格尔的"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哲学特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归家诗"叙事大致呈现了两种形态:其一是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特征和哲学探究意味的漂泊叙事,这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存在方式和人生姿态;其二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和对一己"身份"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问.由此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乡".     

"文化惰性"与防"左"的重要性

"左"倾文化惰性的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惰性"中呈现出的"左"倾特质主要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之大敌.它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整合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内,体现了正统与革命色彩,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文化发展的禁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赣南采茶戏"勾筒"创造性转化路径探析

赣南采茶戏"勾筒"是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创造,见证了赣南客家族群的生活、历史和时代更迭,又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遭受冷遇.为让这种优秀传统文化重获新生并得到传承和弘扬,应积极而深入地开展文化寻根以推动叙事文本的重塑;适时地将"勾筒"文化汇入到现代都市文化当中,以传统融入现代的思维推动其文化身份的蜕变,使其在城市文化发展中扩散影响...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样板戏"研究亟待整体性的视野——对当前"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理性反思

当前,"样板戏"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学理性批评正在成为研究的主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自审美取向、价值尺度与方法观念的偏误,致使呈现出感情控诉、机械援引、妄加臆测的基本倾向,并在"样板戏"的生成史考察、艺术成就透视、内涵秩序界定及回潮现象研究方面,产生了种种误读与误解.廓清与拓展"样板戏"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建构整体性的视野,即只有把"样板戏"置于40年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置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经验的生成关系中,置于中国戏曲现代化的构想与探索的艰难里程中,置于中华民族审美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图式中,有关"样板戏"的产生语境、生产机制、艺术表现,包括其衰亡与重现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答.而且,对"历史观"、"集体写作"、"英雄形象纯洁性"等"样板戏"的基本创作理论在价值认定上也应当适度厘清.     

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当坚持"历史化"原则.所谓"历史化"原则,是指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中,将批评史文献文本的意义阐发与对其生成语境的分析、考查相结合,将批评史研究与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相结合.只有坚持了"历史化"原则,文学批评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历史、还原历史,也才能够使历史进入到当下,从而使研究行为本身进入历史、建构历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这一"历史化"要求相反,我国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则长期存在着"非历史化"的现象,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苏青言语的"孤岛"认知价值

与张爱玲齐名的"孤岛"时期的女作家苏青,被评判为"汉奸文学"范畴,或称其作品"无益无害",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苏青的认识价值是另类的,不可替代的.由于苏青言语的实录性、再现性,使得她的言语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为了解"孤岛"时期的文坛亦或文化界,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了解日踞时期的民众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跨文化传播"术语和学科的生成发展

语言与文化及历史相辅相成,关系紧密不可分.语言的意义仅能从文化与历史的脉络来获取.建立在这个论述之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探究语言的生成与发展,并由此来挖掘语言所反射的文化面向.历史文化语义学从学术的角度认为核心术语或概念是一个学科成立的基础,因此从各学科术语意义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可以了解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演进,以及文化之间折冲樽俎的互动过程,并进而解读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走向.本文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与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分析则以构成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三个根干为依据:历史线索、个案研究、以及核心人物.     

从"以公克私"到个体"私"意识的萌动——宋明公私观念的人文启蒙意义

自古以来,"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深厚的"原罪"意识,其根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私"之初,并非起源于个体观念,缺失个体是传统文化最大的积弊.在中国历史上,人文思想的启蒙,往往突破私的禁锢,闪现个体化的萌动.一种文化形态何以塑造出这样普遍、持久的崇公灭私的文化心态,是深入认识国情和民族性的重要问题.宋明理学的思想家们以身、生、情、欲的观念,重新发现"私"的合理性,逐步推动了人文思想的启蒙.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     

墨子社会思想的理性色彩与其"非乐"论的祛魅性质

20世纪印年代在墨子研究中形成的"出身决定论"观念至今依然存留,这就影响了对其思想形成更为恰当的看法,乃至把"天志"、"明鬼"、"非乐"等主张中的历史进步性因素理解为"狭隘性".抛开时墨子没有确实根据而被认定的"小生产者"出身,则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代独立的士阶层的代表,其历史使命即为未来社会勾画理想蓝图,并付诸实际;这一蓝图具有充分反宗法的理性色彩.墨子"非乐"属于"礼崩乐坏"时期的总体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在人的观念中的回应.他把"乐"归原为乐之本身,从而以"利害"为尺度,祛除了当时泛滥之乐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魅,是对氏族、"封建"文化的清算,在推动文艺观念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