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展道路的自我调适——宋代儒士佛教观于佛教之积极效应

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在佛教内部发生着一种积极的效应,这种积极的效应表现为:佛教界对自身性能独特性的论证、对自身教义与儒学义理相似性的寻找、对自身辅助地位的确论,从而实现着自我调适;对佛教空幻三界、出家离世、摒弃伦理、禁欲戒律等的辩护性而又迁就儒学的诠释,从而转换着自身特质;对无序发展状况、鄙视佛经文字、讲道诡异怪诞、离物求道方式等进行检讨,从而建立起自我规范.如是,宋代儒士佛教观对佛教发生了一种值得学界关注的、持续的、积极的效应.     

开掘儒佛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评李承贵教授新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2007年10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承贵教授的50万字巨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它是一部开掘儒佛关系研究新领域的重要力作,也是一部填补宋代儒学研究空白的学术新成果。该著作不仅以广阔、精深和独到的学术视域考察和勾勒了整个宋代的儒佛关系和儒士思想面相,而且还以创新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运用文献事实说话的方法,从点与面、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不同层面,周延、邃密地论述了“宋代儒士佛教观”的主要内容、基本内蕴和思想特质,呈现了两宋儒学与佛学相互交涉、互动的千姿百态、奇峰跌起的思想画面,尤其是对宋代不同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佛教观点进行个案性分析及其富有创建性评述,更使该书具有义理诠释特点和思想史特色。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及其检讨——兼论其对宋代新儒学的意义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其对佛教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态度上的理智性等特征.其对佛教教义的把握则表现出片面性、浅显性等不足.如此便使胡宏佛教现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偏见"代替"公平"、以"此论"消解"彼论"、以"形下"要求"形上"等特征.胡宏对佛教的批判,不仅务实了儒学的厚度,也为儒学发展开辟新途做出了贡献.     

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

本文从学术界对宋代佛教的评价入手,论述了宋代佛教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僧人群体的儒学化以及这种儒学化的学术史意义,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宋代佛教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重新的评价。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宋代佛教家具设计中的坐具研究

宋代佛教家具在整个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从宋代佛教题材绘画入手,研究画中所记录的家具图像和图式,发现其基本上以高坐为主,造型设计有简有繁,材质选择以软木为多,并且主要以坐具为多,而在坐具中又以各类禅椅和长凳为主。从这些家具中可以窥探到当时的设计文化和艺术特色。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浅谈江西宋代佛教之流布

宋代江西佛教发展迅猛,佛教寺院多,僧尼人数多。同时佛教的流布及影响又极不平衡。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 ,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 ,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宋代闽地理学诗人诗歌理论与创作

宋代闽地理学家人数众多，他们大多参与诗歌创作，在诗歌的功用、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较明确的立场。他们的理学诗和其他地域的理学诗一样，以议论为主，重视表达义理，但是又因为福建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吟咏性情等方面显示出独特性。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     

亦僧亦俗话人生——试论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丰子恺文艺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儒佛融通的视角切入,考察了丰子恺对于人生价值、人生境界、人生修养的看法,揭示其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他的文艺创作的影响。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宋太宗与释家诗歌

宋太宗推崇释家,也就是佛教,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赵家皇族的统治。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完成于淳化(990-994)年间,体式多样,但是以古体诗歌为主。《缘识》的主旨在于诠释天台宗的因缘和报应等佛理思想。因为在宋代佛教和道家已经具有融合的一面,而宋太宗本人也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所以宋太宗的崇道思想以及道家和道教诗歌也都突出体现在宋太宗道家诗《逍遥咏》当中,而《逍遥咏》当中的道家和道教的范畴如“阴阳”“逍遥”“道德”“大道”“乾坤”“修炼”等等也渗透到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当中。《缘识》语言较《逍遥咏》语言通俗易懂。     

论清代女诗人的佛道之风及其文学影响

清代女诗人皈依佛道、顶礼膜拜仙佛的情况很普遍,这多是她们在遭遇了人生大变故、生活极不如意的境况下发生的。她们用宗教信仰来填补自己的精神苦闷,不断进行自我调节。而且,这种风气对于她们从事的文学书写也有一定影响。一方面丰富着文学语言,拓展了诗词境界;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消解着她们的创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