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哲学思想探讨

作为北宋文坛上开宗立派的文学家,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宋代思想界的主要学派——蜀学的领袖,苏轼在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这一点,一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蜀学不但在北宋思想界同关学、洛学、新学一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同洛学争夺正宗地位的主要对手,就是到了南宋,朱熹还十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论北宋天圣年间四川仕风的嬗变──三苏文章汇入北宋古文运动的地域背景

北宋天圣以前川民「怀土罕趋仕进」。天圣以后,「应时务用」的观念成为了时代的主导观念,因而促成了「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蜀学汇入时代的主流。这是三苏文章与欧阳修古文革新思想合拍的重要背景。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     

苏氏蜀学的经学成就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苏氏蜀学学者标新立异,大胆怀疑<周礼>、<尚书>、<诗>序的相关内容,在北宋中期疑经惑古思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对儒家经典的训释方面,苏氏蜀学学者用力甚勤,在<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方面都有涉及,成就巨大.他们重视义理阐发的解经特点,体现了宋学的基本精神.其经解颇有深刻、精到之处,往往能超越汉唐诸儒而别出新意,多为后人引述,在经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位与影响.     

文化自觉与自强：试析“锦江六杰”对清代蜀学的恢复与重建

［摘要］“锦江六杰”是推动清代蜀学从式微走向繁盛的关键人物。他们广收博采历代蜀人著述,自觉丰富蜀中典藏;对蜀学复兴充满自信,主动传承蜀学精神道脉;奋励自强,致力于恢复蜀学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乡邦人文学术特有的高度自信和奋励自强的文化精神,是推动晚清蜀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再现了蜀学百折不挠、历久弥新的历史风貌,在清代蜀学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试论北宋文人画思想的价值取向

北宋新的士风的形成,各个文人集团的逐步形成,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蜀学、洛学两派对于文道关系的观念之争等因素对文人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北宋绘画思想的重大转变首要表现在苏轼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士人画"说,使文人画思想的重心发生了转向;其次表现在黄休复提出了绘画的"逸品"观,确立了文人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切的变化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国绘画艺术思想发展的新态势,对后代绘画思想与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略论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及其成因和意义

以"气"为本的宇宙本体论是张载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北宋道学思潮中新理论建构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环.张载的"气"本体论,较好地处理了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初步为儒家学说建构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形成,既是佛、道二教思想挑战的产物,也是批判汉唐儒学和当时新起种种思想因素的结果.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欧阳修对宋初道教神秘主义的批判

神秘主义在宋初的一度风行对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欧阳修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其展开全面批判,客观上促成了道教自身的觉醒。陈抟、张伯端等道教思想家以“三教合一”的学术趋向为大背景,积极对自身的弊病和儒学的指责做出反思,吸纳佛教的心性思维逻辑,最终使道教以新的形象立足宋代社会。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