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的演进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总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市场力量不是倾向于缩小而是扩大区域经济差异。为了克服市场的“低效率”,政府应采取“战略性”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早巳超出了公平和效率目标的许可范围。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完善,并进一步强化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积极干预作用。     

华人经济与华人问题

全世界有３０００万左右的海外华人，其中８０％居住在东南亚，１０％左右居住在美国。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平均不到居住国总人口的１０％，而其经济实力却超过了东盟四国私人经济总量的５０％。美国的华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１％，然其科技水平居全美各族之冠。在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一些东盟国家爆发了规模不同的迫害华人的骚乱。经济实力较强的华人为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前景计，较可能选择向同族人聚居的香港、台湾移动，以分享“两岸三地”稳定发展的经济成果。也有可能向民族关系比较和谐的美国移动，以使华人资本与美国华人科技力量结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优势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给广西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广西各地各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加快政府改革,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将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在法制环境、信息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和公共交通等方面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论广西与东盟诸国合作模式的转换

通过对广西近些年来与东盟各国合作关系的考察,反思在合作观念和合作实践方面存在的偏差和问题,认为梯度差异和互补性只是广西与东盟合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合作只是广西与东盟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安全、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合作;政企合作也只是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模式之一,还包括政府与政府、市场主体与市场主体、非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等之间的合作.     

21世纪广西与东盟贸易竞争力发展态势分析

21世纪以来广西与东盟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尽管双方贸易额在不断增长,但广西在东盟几个主要贸易国的市场份额均还不大,比例还是偏低。在越南、新加坡、泰国市场上,广西出口贸易额虽在逐年增加,但广西出口增长率低于对方的进口增长率,市场呈萎缩的态势。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日益降低,给广西对东盟的出口贸易带来冲击,广西出口优势有弱化的趋势。     

西藏财政支出和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西藏政府的财政支出大致可分为经济建设费用、各项事业费用、行政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等四项.其中,经济建设费用的结构不尽合理,加之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占,导致了经济建设费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不大,并制约了西藏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作用的发挥,不过,其中行政管理费用却对西藏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东盟跨国地方关系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跨国地方关系的发展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基于现实动力与基础条件分析,中国东盟地方关系发展也有其可行性.中国-东盟发展地方政府关系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等具有重要价值.中国-东盟跨国地方关系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果,但现实中的制约因素仍不可忽视.为此,需要在机制、组织、形式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实践.     

论民族地区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实施西部开发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显然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不仅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后发力量无法发挥,而且还会加剧东西部差距的扩大,因此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分析政府干预的作用和缺陷,提出民族地区政府适度干预的几点对策.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推动中越边境贸易规范加速发展——《中越边境贸易研究》述评

国家民族委员会在2000年发起"兴边富民行动"正式启动.2005年11月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以来,中越经济贸易合作有了快速的增长.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试论赫哲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适应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一直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赫哲族在远古时为了适应极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渔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撒拉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说“吾热赫苏孜”,唱“撒拉曲”和“撒拉花儿”是她的特长,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抢救、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合理利用就可创出品牌,就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而有效服务。     

多样性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落后"属性问题

弘扬先进文化,当前在我国成为主旋律,正下大力实施.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属性界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处于较为不利生存条件下的所谓"边缘社会"、"弱势族群"的"劣势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宜简单地、武断地将其界定为"先进"或"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儒学"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样式是"国学"国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样式,也同样堪称是"国学"、"国粹".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延续,以体现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则,不仅是学术界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更多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全社会共同关注、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现实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