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华诗词研究院,传承、发展和繁荣中华诗词

中华诗词以汉字为载体,借助于汉字方块、独体、单音、四声的独特优势,按照符合美学规律的格律规则,形成了兼有均齐美、节奏美、音乐美、对称美和简洁美的大美诗体。几千年来,按照这种大美的形式,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其内涵之深,形     

诗歌语言“整饬”与“疏淡”的结合——从孟浩然近体诗的语言特点看近体诗歌语言研究的新视点

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音分平仄是我国古典近体诗歌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诗歌语言“整饬”特点的重要原因。从意义节奏和韵律节奏的对称、句式特点以及虚词使用等语言的三个方面对孟浩然199首近体诗进行穷尽性研究,发现孟涪然近体诗在语言形式上并不完全呈现“整饬”的特点,而是“整饬”之中蕴含着“疏淡”之羡,从而证明固定句数和字数,讲求押韵和平仄并不是形成近体诗歌语言特点的全部依据,意义节奏与韵律节奏的对称、句式特点以及虚词使用情况也是形成诗歌语言特点的重要参考。     

形式主义诗学与许渊冲英译唐诗中的节奏与声韵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等手段已成为内容的一部分。在许渊冲先生的翻译中,节奏和韵律则反映为“形美”和“音美”,作为前提和手段为实现“意美”服务。因此在许渊冲先生的翻译中,意美、音美、形美是一体的,形式成为诗歌话语的内容并作为手段为意义服务,使诗歌中的韵律、节奏和语义达到了统一。     

英诗的格律

英诗格律中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的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间的关系,即词语中元音音节的强弱关系的有规律的反复。这有些像我国格律诗中的“平仄”和“四声”那种抑扬顿挫,这种节奏韵律是各国诗歌的共同特点,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这是因为诗是通过感情和想像来表现生活的,它自然就要求一种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当然,和别的国家一样,它也有现代的“自由体诗”,这不在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之内。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诗与禅的似与异

在诗性智慧的学术语境下,禅与诗主要有三点相似之处与一点根本区别.一是两者在意识活动方式上基本一致,本质上是一种"非对象化"的诗性主体意识或现代哲人所谓"负的哲学方法".二是在话语传达方式上两者高度一致,本质上是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诗性智慧表达体系,在禅宗即身体语言,在诗则是蕴藏于符号内部、与原始歌舞节奏一脉相承的节奏韵律.三是主体的心路历程相通.在某个阶段,禅家和诗人都重情,有不能舍弃之物,而最高境界则殊途同归为天地境界或宇宙本体,其在禅日悟境,在诗日化境.诗与禅也有一重大区别,诗源于中国诗性智慧,本体内涵为生命精神,是所谓"生生之德";禅源于印度死亡宗教学,本体内涵为死亡哲学,是所谓"毕竟空".尽管借禅学之助,诗人可以涤汰心灵杂质,使其精神境界更上一层,但如果"人的欲望与情感"被完全切除,诗也就由此丧失了自身再生产的历史、社会与精神土壤.     

诗不厌改贵乎精也——简评许渊冲教授对“三美”的不断追求

大凡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创作之初都会有所不足,需经反复修改才能不断完善,以臻完美。许渊冲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古诗英译学者,凭他那译笔优美的诸多古诗英译本驰名中外。从他所提出的古诗英译中应具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方面着眼,通过对他先后出版的不同译本中的若干源于同一原诗的译诗进行分析比较,探索许渊冲教授对译诗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并以此论证他对“三美”的不断追求。     

说凵

（音kan或qian）是一个重要的汉字部件，由它充作义符，孳乳了一批汉字。但是，由于的形、义从许慎《说文》开始即遭曲解，在汉字整体演化中它又变化出几种形态，致使与其相关的许多字至今得不到科学说明，殊为憾事。《说文》：“，张口也。象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说坎也，堑也，象地穿。凶字从此。”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二：“日象坎陷之形，乃欢之初义。”前殖按：朱、杨之说近之，然仍略差一间。U乃远古房坑之形。大量考古发掘证实，远古人类居室，多于平地挖数尺浅坑，夯实、置柱，再沿周边垒短墙，然后苫盖。U即…     

韦庄词的抒情艺术特点

词至晚唐五代,为众多的文人所用,“功能益显”(缪钺《诗词散论》),它文小、质轻、径狭,境隐,细美幽约,要眇宜修,达诗之难达之境,言诗之难言之情,状诗之难状之景,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独立的文学形式。它以花间词的出现为重要标志。     

释帚

甲骨文有等．一般隶定为“帚”，释为帚之初文．罗振玉田：“卜辞帚字从，象帚形。其柄，本所以卓立者，与全文戈率之同意。其从。者，象置帚之架，损毕而置于架上倒卓之也。许君所谓从乃之；从巾，乃之；谓，为门内·乃架形之，亦因形失而致误也。”①唐兰云：“余谭卜辞作者，帚之初文，与等字相近．实象植物之形。《尔雅·释》：王注．：‘王帚也。似藜，其树可以为埽彗，江东呼之谓落帚’。是帚之字形正象王帚一类之植物，以其可为场营，引申之，遂以帚为埽彗之称．习久忘本，遂不知帚字之本象构形矣”。②《说文，巾部》：“帚，所以粪…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殷璠“神来、气来、情来”——论唐诗文术论的一个问题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提出的“神来、气来、情来”,既指创作状态,又指诗美风貌。所谓“神来”,是在心中酝酿一种情景交融、有着无穷韵味的传神境界,并把它表现出来。所谓“气来”,是创作前酝酿、饱含一种激奋刚健的感情气势,并在创作时表现一种气扬采飞的风骨之美,让读者感受到感情气势的激荡回旋。所谓“情来”,是一种婉情深情之美,一种深婉细润平和之美,是创作时让这样一种深婉之情在心中酝酿到来。     

说“羊”

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我国古代人民在公元前四、五千年时就已经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了。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推测,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与畜牧业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家畜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依旧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饲养的牲畜中,则似乎以羊为主。关于这一推测,可以从汉字的构造上获得旁证。例如“養”,(简化字作“养”)字,由“羊”与“食”构成,乃养育、供养、营养之义,是知最初以羊作为养生的主要食品。又如“美”字,今天通指味、色、形、声的好。但是该字也源出于羊,盖“美”者,从羊从大,《说文》注云:“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古人造“美”字的第一个感性认识来自羊。再如“義”(简化字作“义”)字,从我     

《九歌》审美探析

屈原的祭事诗《九歌》具有深婉的人情美 ,其中的人与物、环境与神灵的关系和谐统一 ,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美与瑰奇温情的神灵世界。而这种人情美的构筑 ,与春秋战国时代“以善为美”的道德伦理哲学及屈原“美政”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 ,《九歌》的永久魅力不仅在于外在的形美、境美、事美 ,更在于其深层的“善美”。     

王昌龄诗“境”说浅析

“境”字借用到文艺作品中来 ,到唐代较为多见。王昌龄是用得较多且较早的一位。王昌龄诗论中的“境”有的指客观物境 ,有的指内心之境。他在佛教“境”说的影响下 ,提出了“诗有三境”之说。分析了佛教法相宗之“境”说与王昌龄诗“境”说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认为王昌龄在意境论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军字的古义及其得声问题

古代表示“军队”这一概念的汉字,常见者有自、师、军。在殷甲骨文中均假自为师(当时尚无师字,当然更无军字)。西周铭文有师字①,义和殷代之自字基本相同,均指用为军事方面之“人众”。(《尔雅·释言》:“师,人也”。郭璞注:“谓人众也。”)。古之所谓“人众”之“师”,义犹今之“军队”。军字在殷甲骨文及西周铭文中均未见,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古文字类编》所收军字,均上限至春秋《庚壶》,结合军之形符为车来考虑,疑军字是在春秋盛行车战后产生     

字理识字教学法平议

字理识字教学法所识所教的汉字是现行通用的规范汉字,不应采用针对古文字形的“六书”来分析现代字形,也不应偏重“造字”之理而忽略组形之理。对于现代汉字的字理,学者们已有新的阐述,教师应通过学习加以掌握,不能固守“六书”止步不前。最好能有适用的《现代汉字教学字理》问世,以解当前字理识字教学之困。     

黄遵宪《樱花歌》诗旨与德川幕政

据黄遵宪晚年自定诗集《人境庐诗草》(下称《诗草》)编年,《樱花歌》乃作于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间,即遵宪在日本中国使馆任参赞官时。此诗音调浏美,比兴杂错,尽其藻缋富赡与篇章开阖跌宕之妙,洵为遵宪力作之一。诗中先描绘当日东京市民“倾城看花”且“人人同唱樱花歌”之情状,继以“道旁老人三嗟咨,菊花虽好不如葵”两句为转折,侈述维新革政前德川权藩时代樱花之富华繁盛,极颂德川氏深仁厚     

温、李诗比较

李商隐在晚唐卓然成家。他的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时代的诗人。艺术上,他继盛唐、中唐诸大家之后,别开生面,独创一种沉郁深曲、秾丽精工的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温庭筠是花间词派的开山祖,同时又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文学史上温李并称.一温李并称始见于昭宗朝翰林学士裴廷裕所撰《东观奏记》:“廷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以后历代诗评大多把浓艳工丽的诗风作为温李并称的主要原因。其间也有不同意见,如南宋范元实认为:“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清代朱鹤龄也认为:“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