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曜五窟佛像发式的“云冈模式”及其影响

昙曜五窟作为跨文化时代背景下开凿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其艺术风格受鲜卑游牧文化、河西文化、中原汉族文化、西域犍陀罗文化的综合影响。昙曜五窟佛教造像之发型样式主要可分为水波纹发、磨光肉髻及丝发三类,是为中国早期官造佛像发式的基本形态。佛像发型样式的“云冈模式”之成形与发展,对诸如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古代各地石窟佛教造像的发型样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窟寺窟檐保存现状与保护对策思考

窟檐建筑是石窟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印度，早期以装饰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后，窟檐建筑作为石窟寺的保护性设施及重要礼佛空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衍生形成类型多样的建筑形制。目前，我国大多石窟寺窟檐建筑因毁坏或缺失致使洞窟内塑像、壁画等暴露而面临环境侵蚀的危险。因此，窟檐建筑作为石窟重要的保护屏障备受学者关注，但囿于保护理念、环境风貌、建筑形制和材料技术等原因，石窟寺本体保护需求、保护措施对石窟外观影响的平衡把控、窟檐原貌的缺失与保护性窟檐建筑风格的协调性探索三个方面，成为制约石窟保护的瓶颈。本文从窟檐建筑源起、形制特征与分类、保存现状与需求、保护性实践的利弊等方面，提出石窟寺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保护对策，指出适宜的保护性窟檐修建对于石窟寺的长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     

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分期的再研究

“克孜尔模式”石窟是以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为典型代表的,是古代龟兹人在吸收外来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开凿的,在我国佛教石窟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缺少有关开凿石窟的纪年材料,对其进行分期断代非常困难。然而中心柱窟的分期断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包括中心柱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的分期断代意见,结论各不相同。通过考察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从形制的变化、绘画内容演变、绘画风格以及克孜尔石窟在佛教石窟艺术中的地位入手,提出自己分期断代的观点。     

云冈石窟中的交脚造像

云冈石窟中的交脚造像具有数量众多、形制齐全和内涵丰富的鲜明特色。通过分析交脚造像的渊源、云冈交脚造像类型和交脚造像的文化内涵,辨明学界中有关交脚造像身份的观点和看法,进而丰富中国石窟造像中"云冈模式"的文化内涵。     

麦积山石窟北朝造像艺术源流浅析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北朝造像保存最完整和最丰富的石窟寺，其窟龛形制、造像题材与风格、壁画内容与技法等充分融合当时各种外来文化艺术因素，对于探讨和研究这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真实例证。同时，也展示出麦积山石窟北朝造像的多元化时代特征。     

中心文化对须弥山北朝洞窟的影响

须弥山石窟所在地固原,是汉唐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要驿,该处民族杂居,提供了吸收不同文化的基础。须弥山石窟开凿受到北朝和南朝中心文化的影响,云冈、龙门石窟中的三佛题材,龟兹、凉州石窟中的穹窿顶、覆斗顶形制,栖霞山石窟中的佛装式样等均在须弥山石窟中有所反映。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     

洛阳北魏墓葬的“太和之风”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使拓跋鲜卑政权发展至顶峰，史书将该阶段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八方归附的社会面貌称为“太和之风”。洛阳作为国都，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折射了北魏后期的社会现实，是“太和之风”的典型实物例证。考古发现洛阳北魏墓葬墓向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封土，都是单室墓，这些方面的统一性分别继承了东汉和魏晋丧葬文化理念。墓葬是否随葬陶俑群、形制固定为带盖方形的墓志尺寸大小具有身份等级差异，说明北魏把汉晋的部分葬俗进一步发展为礼仪制度。而帝陵墓室涂黑、部分陶俑左衽则是保留的北方游牧文化传统。随葬品中所见拜占庭金币、下颌托等，是西域商贸往来的见证。出土的胡人侍从俑和佛教用品，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上各种因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墓葬，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在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格局。墓葬中“太和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孝文帝对于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汉与鲜卑势力的持续消长和北魏统治下复杂的人口构成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文帝积极主动承继汉晋文化，目的是将拓跋鲜卑纳入华夏统绪中。对洛阳北魏墓葬实物材料的解读，能够直观全面地认识汉文化对北魏政权的影响，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重要参照。     

石刻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赞美。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陕西商洛市石窟分布与开凿特点研究

商洛市地质构造复杂,地处板块交界处,岩石出露多样,石窟的开凿方式具有典型代表性。现场调查表明：商洛市现有石窟12处,多开凿在隶属长江水系的丹江或金钱河等河流附近的崖体上,且主要分布于商州区—丹凤县一带;石窟开凿与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有着密切关系,受地质构造影响,多数石窟在硬质岩的风化凹槽或天然岩洞的基础上开凿,多位于山体断面的中部;硬质岩区域开窟一般规模较小,洞窟形制不规则,沉积岩区域石窟多为中型石窟,形制较规则;受人文环境影响,也存在花岗岩区域开凿的石窟,洞窟大小差别较大,有中型石窟存在,形制较规则;整体上,商洛市石窟平面多呈长方形或近长方形,顶部基本为平顶。研究结果对我国中小型石窟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野蛮"弃老"俗的见证——武当山寄死窑

通过对湖北省武当山周边村落的寄死窑的考察,及对有关寄死窑理论解释的叙述,作者指出弃老习俗并非只出现在中国,还出现在世界许多民族中;寄死窑现象并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悖,相反,它说明中华民族的孝道是从野蛮习俗中逐渐发展过来的。     

辽北地区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初步研究——以清河、寇河流域石棺墓为中心

辽北地区是辽东山地相对独立的次一级区域,其石构墓葬以清河、寇河流域为核心分布区,并有比较复杂的考古学文化层面的更替与变化。在辽北地区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分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剖析石构墓葬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对石构墓葬的源流、与相关遗存的关系和族属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取得的主要认识有:辽北地区石构墓葬是在青铜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汉初期,在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地上式和地下式墓葬并存,多种石构墓葬形态并存,随葬以弦纹壶和素面壶为代表的遗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被认为是貊人集团的遗留。辽北地区与周邻地区的石构墓葬之间存在频繁的交流与互动,本地区传统因素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发现的金代张澄石棺铭显示其所属的张氏墓地是按照五音姓利原则来规划的。在燕云地区,类似的资料还有辽代两例,并可溯源至唐代。这说明燕云地区的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唐册封“渤海”使臣“崔訢”名字四百年的跨国大讨论——纪念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290年

使臣名字《旧唐书》为“郎将崔訢Xi”。1911年富冈定恭“武断”刻文,把“忻”字上断与“鸿胪卿崔”相连,当作使臣的名字,巧合了《新唐书》上“河南法曹参军崔忻Xin”。学者失察,以讹传讹。又“以碑校书”反指“崔訢”是“误书”“误写”。1995年《文物》指出“忻”字是“动词”,作“开凿”讲;上断全句失去“谓语”,不合“语法”;应下断为“忻井两口”。1996年《大连春秋》指出“崔忻”714年还没有出生熏使“崔忻”说失去最后的依托。“崔忻”说得到纠正。中国史学界已把使臣的名字恢复为《旧唐书》上正确记载的“崔訢”。海外情况阙如。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玉梨魂》中自相抵牾的人物形象塑造

徐枕亚以骈丽四六写成的《玉梨魂》风靡海内外。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断层里,欧风美雨的侵袭让人们逐渐觉醒,但"形隔势禁",传统思想历久年深,早已变得根深蒂固。在此情势下,作者欲塑造的人物均与笔下的人物自相抵牾,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白梨影、崔筠倩、何梦霞表现得尤为突出。     

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

杜甫关于蓝田二诗是写在崔氏山庄与母系亲属聚会之事，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这与王维、王缙及杜诗所叙环境位置相合，新出《崔汪墓志》亦证明蓝田有崔氏墓地。杜诗中白水舅氏有兄弟三人：白水明府崔顼、少府崔顶与崔预，名人崔造、崔弘礼是其孙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权德舆为崔氏所作墓志均将尉、令误书。新出权璩、李仍叔所撰崔氏墓志亦误，唯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与崔顼一系共五世祖，杜甫虽少直系舅亲，而与舅系关系密切。在战乱前，杜甫已托邻县舅辈崔顼、崔顶关照安置在邻县的妻子，杜甫到华州后可能又将妻子安置到崔氏舅家，大历初其弟也将妻子安置在蓝田崔氏山庄。     

魏晋南北朝夫妇合葬习俗考

夫妇合葬的习俗,源于人类对爱情的尊重.合葬的意识,反映了人们对爱情始终不渝的追求.为已故父母合葬,则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与家族传承中浓浓的亲情.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夫妇合葬制度与习俗在史学、文学、考古学方面均有大量记载,对此进行发掘、研究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边城》美学意蕴新论

《边城》的美学意蕴幽深丰盈,耐人寻味。作品不仅建构了一个由自然美、风俗美、人情人性美相融而成的恬和秀美的“边城世界”;还讲述了一个曲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并在其中注入了作者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毋庸讳言,《边城》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思想缺憾与作者所持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