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武科的存废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

(一) 武科的设立可上溯至汉武帝时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者。唐武则天时送习武之人习于兵部,玄宗时诏试武举人,建太公庙,置武学。唐宋以后,文武两科相沿至明清。初制,武科举远不如文科举详繁,明世宗嘉靖年间始有会试,崇祯时制度缜密详明如文科。清承明制,顺治初年,武科同文科一样被确定为清朝定制。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由隋炀帝创置的进士科,沿至唐代,进一步成为科举制度中最受时重的一科。唐高宗永隆二年,接受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于进士科增试杂文二篇。当时增考的所谓“杂文",还只包括箴、铭、论、表之类。至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又逐渐发展为专考诗赋。后来不仅“作诗赎帖”的圆通办法,使进士科实际上演成了唯诗赋是重的词科,连不常设的制科,也加进了诗赋的考试项目。进     

唐代制举初探

唐代制举,是由封建皇帝亲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在选官制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关于此科何时始置,科目之数,重要地位,历来被史学界所忽视。本文试对此作以粗浅探讨。     

试论明代的科道官

明代的內阁六部制官制是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这种制度保证了明代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了监察百官、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明代的官僚体系中,又有着一支品位不高、人数众多、活跃于朝廷內外的科道官队伍,他们在明代各时期各重大事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明人又称之为言官、台谏官、台省官和台琐清班。科官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道官指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简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南宋四川历任制置使

宋南渡后,蜀去朝廷万里,“三军之司命,生灵之寿脉,皆系一帅”,(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代替中央在四川六十州行使节制大权的安抚制置使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弄清历任四川制置使的情况,对于理解蜀事的变化由来,关系极为重大。清代学者钱大昕曾以“四川制置”为题,详考绍兴以后历任四川制置使的姓名及其任职岁月,(《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为我们勾画了南宋四川制置的大体轮廓。吴廷燮继又编制《南宋制抚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更进一步充实了钱氏“四川制置”的内容,则南宋四川制置的考证日臻完善矣.     

漫话状元

状元的由来状者,榜也;元者,首也。即是榜上名列第一。原为普通名词,广泛可用,到隋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召试天下士人后,状元渐成专有名词。唐代进士第一人称“状头”。武后载初元年(690),策问进士于洛城殿,以取士誉,此为殿试之始。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考中进士十九人,而以杨砺为第一,称为“榜首”。开宝元年(908),始定殿试贡士之制。八年(975),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取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始称“状元”。省元王式屈居第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分三甲取士。真宗时更分三甲五     

汉初太尉之置、废考述

汉袭秦制,设立三公,太尉乃三公之掌管军权者。楚汉相争时,刘邦身边一直有太尉相随征战。入关以后,太尉时置时废,总的来说,若有危及江山之战事,或新皇登基之典仪,则置;若天下太平、君臣相安,则废。建元二年(前139年),朝廷彻底废弃太尉一职。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置大司马以宠将帅。自此,汉朝又出现了一个与太尉十分类似的称谓。然而,两相比较,异处颇为明显:太尉乃国家掌兵之权臣,大司马为皇帝亲信之封号。废太尉而置大司马意味着掌兵之权收归中朝,是强君权、削臣权的需要。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决定渐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中,举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该科策问考试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说明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不大相同,有的进士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是时势造英雄。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有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与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清科举考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高度一体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科目高度单一;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与精神内核;防范和惩治作弊制度空前严备。     

唐代李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文章通过李绛、李程、李憕、李汉、李夷简等五个家族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的整理研究,对唐代李氏科举家族进行初步的考察.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