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幽默艺术

《聊斋志异》的幽默艺术以现实生活内容为根基,富含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其具体体现在作品的幽默技法、幽默语言、幽默风格、幽默内涵等诸多方面。     

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以《考城隍》为例

道德宿命意识的虚幻性为雅俗文化的整合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可能,其道德本体、赏罚主义、需要外在主宰力量等特征使《考城隍》以科举考试选拔城隍、因仁孝的儒家道德意识和关于＂有心为善＂的较好道德理论水平而施以＂给假九年＂的奖赏,以及其他情节共同展现了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     

关于《聊斋志异》悬念艺术的探讨

蒲松龄是一位善于营造悬念的大师。《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性作品 ,几乎篇篇有悬念。恰当地运用悬念是《聊斋志异》建构艺术大厦的一大特色。蒲松龄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 ,他充分运用悬念调动、控制读者的情绪 ,让读者始终跟着他手中的那根神奇的魔术棒走———时而愁 ,时而怒 ,时而提心吊胆 ,时而心花怒放。     

蒲松龄的文学嗜尚与《聊斋志异》

从蒲松龄的三篇序跋文字,可见他的文学嗜尚和艺术追求。他尚宋诗之真,嗜读庄子"　洋恣肆"之文,激赏刘侗《帝京景物略》作品的幽峭精深。这些对他的《聊斋志异》小说创作原则、方法乃至描写表现、辞采风格,影响非浅。     

矛盾心灵的独白——《聊斋志异》双重思想意识浅析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毕生心血写成的孤愤之书。其中蕴藏着作者心灵深处相互冲突的双重思想意识：既追求个性的独立自由又肯定封建礼教的严规戒律;既沉湎于美色的诱惑又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既崇拜科举追逐功名又批判科举逃离名场。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严格遵循“现实”原则,真实表现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工具化”的悲惨境遇。蒲松龄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超凡的女性形象、平凡的女性形象,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因具有超凡能力而拥有自己的意志,保持着独立人格;另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和平凡女性因将封建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身需求而无力拥有独立人格,依附于男权社会。蒲松龄尊重、欣赏女性,对她们受“制度”控制无法冲破现实藩篱的无奈与不幸给予了同情和怜惜。     

“继承”与“反叛”的博弈——论后人文主义视阈下的《聊斋志异》

在《聊斋志异》所建构的奇异世界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蒲松龄做为传统文人,对于人文主义情怀与理想的继承与坚守。在传统人文主义的解读中,花妖狐魅皆具人情,作者借助异类反观人类,着眼于人间世事,充分展现了清代的社会制度与市井人情。而在后人文主义的视阈下,蒲松龄笔下的奇异世界彰显出其本身自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小说中,蒲松龄通过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非人形象、鬼狐故事,建构起多元共生、平等和谐的社会生态,由此体现出他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意识,即潜在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倾向。新旧观念的博弈为《聊斋志异》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坚实的思想内核,使得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空界限,常读常新,拥有强大的文本生命力。     

论“《聊斋志异》评点”的传播价值——以冯评、但评为中心

作为一种附着于创作文本之上的批评文本,清代以冯(镇峦)、但(明伦)两家评为代表的<聊斋志异>评点对促进该书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文章从外部传播方式和内部传播导向两个方面对之进行考察,分析了其传播功能,阐释并凸显了其传播价值.     

艺术何为？——读托尔斯泰《艺术论》札记

艺术与“真、善、美”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根据一般的认识。艺术具有真善美的特性，而托尔斯泰以其卓越的艺术大师的艺术经验否认艺术是“美”的表现；艺术表现普。但不及“善”本身。“善”这个概念在托尔斯泰那里就是上帝的化身。艺术只能趋近，但永远不达“善”本身。艺术之“真”是情感真挚。托尔斯泰对艺术“真”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艺术“美”的否定的逻辑之上。艺术不表现美，而表现善，“真”是艺术抵达“善”的途径。     

言此而意彼——《聊斋志异》中的民族思想的表现形式

在<聊斋志异>中有无民族思想,学术界一直有两种意见.笔者认为,在<聊斋志异>中确实有较浓的民族思想,只不过是作者多采用言此而意彼的方法,表现得不那么直接罢了.本文集中论述了蒲松龄民族思想的表现形式、根源及特点.     

试谈大哥和何医生的形象——读《狂人日记》札记

大哥,在《狂人日记》中是仅次于狂人的重要人物。这个人物是作为与狂人的思想、性格、行为矛盾冲突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与狂人形象相比较而存在,相冲突而对立。由于有大哥形象的对照,使狂人这个刚开始觉醒的封建家族制度叛逆者的形象更真实、具体、感人。 作者在构思塑造大哥这个人物时是颇费匠心的。在《识》的开端特别交代:“某君     

论蒲松龄的儒者情怀——以小说《聊斋志异·黄英》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明清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大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松龄认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儒＂是正统。《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在传统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价值的赋予和消解过程中体现了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遵从。陶弟化菊,黄英不复业菊都表明,虽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终都要由商回归儒,从中折射出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这篇小说中蒲松龄还叙写了黄英与马子才之间理性掺杂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     

演绎作品著作权行使问题论考——以《著作权法》之溯及力为中心

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法不溯及既往被明确规定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不过,基于我国实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应对其施行前的创作行为发生效力,但其效力不应及于施行前的演绎行为。即创作完成于该法施行前的演绎作品,不应因未经许可,而被认定为非法演绎作品。原作品著作权人控制演绎作品著作权的行使,是基于演绎者的演绎行为,即前者所享有的权利是后者行为的后果。而该类演绎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前,改变新法施行前发生的演绎行为的法律后果,构成不正当溯及既往。因此,该类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在不侵犯原作者著作人身权的前提下,继续使用其作品,但应将获取的经济利益,按照适当比例分配给原作品著作权人。     

生命之树常青——读黄基秉《永远的追求》

《永远的追求》选录了黄基秉先生30年来发表的近两千篇新闻稿件,近66万字,体裁涉及消息、通讯、专访、特写、深度报道、报告文学、新闻评论、理论研究等。最让读者震撼的不是作者心灵在改革开放的灿烂时代中坚毅前行的历程,不是他在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中披荆斩棘、不屈不挠的坚实步伐,而是字里行间激荡着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客观事实成为新闻事实,使作品超越了"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一宿命。     

心灵的圣地——读《乡邦札记》

一书评,对于原著来说大多属于狗尾续貂之作,对于一本好书来说尤其如此。书既然已经写得很好了,何须阁下饶舌?因此,我不想就本书进行全面的评论,而只打算记录下读这本书的种种感受和感想。至于书本身,读者自己去欣赏好了,自己去读,会领略到不同的风景。     

试论《日出》创作的心理定势——读《日出·跋》

本文从曹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和理性思考与一些作家和作品所谓“潜在灵感型的创作心理定势”以及《日出》与《雷雨》的对比分析中,揭示了《日出》创作心理定势的第一个特色——深层的理性自觉和社会使命感;通过对《日出》的艺术分析,论证了其创作心理定势的第二个特色——作家对戏剧审美理想的执着追求。     

独树一帜的红色印谱——读郑安庆《延安精神印谱》

30年前,郑安庆先生就曾与我提起过《延安精神印谱》的事。30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印谱编目七卷,计235方印,270面边款,266页码的宣纸线装本,藏青色布函套包装,一函上下两册,古朴典雅大方,很漂亮。     

相同的小说观念 不同的艺术开掘——《聊斋》《阅微》比较谈

在对《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中,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二书作者不同的小说观念导致二书艺术价值的高低差异。本文提出新的认识,认为蒲纪有相同的小说观念,不同的艺术开掘。而不同的艺术开掘是因为蒲纪不同的创作心态所致     

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

评书《聊斋》历来由说书艺人在书场演出，从1909到1932年，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等报人以评书形式、用北京方言演述《聊斋》故事，23年的时间内，在北京的报纸上连载了300多段，是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聊斋》白话传播活动，也是《聊斋》传播形式的一次转变。     

短篇小说的传奇性与真实性——《故乡》与《我的叔叔于勒》的比较分析

短篇小说在其文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由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到侧重情感的真实性的转变。《故乡》《我的叔叔于勒》是中外两篇经典性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在结构的架构上有相同之处,即都完成了情感转换的环形结构。但在风格上则体现了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倾向。莫泊桑作为传统小说家,非常注重故事的情节性,并关注小说结构的完美、精巧和完整。而鲁迅的小说散文化倾向明显,语言精练隽永,具备浓厚的情感意蕴和丰富的阐释角度。这不仅反映了两位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倾向,而且也表明了两位作家在艺术天分上的不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