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人”——读《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寄寓个人感兴 ,以“诗心”作史 ,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人性”丰富的文化巨人 ,孔子的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高度     

用理想之光照亮历史--简论《史记·吴太伯世家》

司马迁以吴太伯作为《史记》三十世家之首,旨在弘扬太伯、季札的让国精神,以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之光照亮历史。传记中关于吴国后期骤兴骤亡的历史记载,为后代提供了王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者在叙事方面方面也颇具匠心。     

孔子神韵的独特演绎——《史记·孔子世家》探微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存在不少有争议的笔墨 ,这正好折射出司马迁所意欲表白的一家之言。对这篇史传中有争议材料的分析 ,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对孔子才干刻意夸大 ,是为了反衬孔子不幸的悲剧命运 ;同时 ,他是将孔子视为具有灵活处世能力而非生硬呆板者而加以描绘的 ,并不惜用大量轶事揭示其不废原则、勇于权变之思想特征及忍辱忘忧、奋发有为之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独特描绘 ,才引起后世不休的争议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司马迁《史记》世家诸侯形象塑造方法初探

司马迁在《史记》世家中塑造了众多诸侯形象。在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总原则下,司马迁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如平实叙述与重点突出相结合、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等方法,并且注重对诸侯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进行考察,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在汉初功臣世家诸侯形象的塑造中,司马迁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并在文章开篇就对人物的身份、出身背景进行交代,为其性格特点及发展演变做铺垫,从而形成了汉初诸侯形象塑造的独特性。     

悲壮——《史记》之美

古今中外真正领悟到历史内在之美、并在研究中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又有能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这种美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有着自己风格的著作。他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悲壮。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是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只有悲壮才能体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只有悲壮才能表达人类精神世界之美,也只有悲壮才能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净化灵魂,追求崇高,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推动社会前进。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从哲学的高度追求历史之美的著作,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

西方现代悲剧理论强调悲剧对象的审美价值而忽略其道德价值 ,并将悲剧冲突的根源指向人的内心矛盾。由此出发重新解读《史记·高祖本纪》 ,我们就会挖掘出一些新的内涵。司马迁是按照人性的逻辑来写人的 ,因此刘邦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实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个体来加以研究。同时刘邦的一生是一个被异化的人的生命悲剧 ,在欲望驱逐下他不断地追求 ,但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功成业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刘邦的形象展示了人类共同的尴尬处境 ,具有深邃的哲理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