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论<<胡适文集>>里的胡适

胡适是一个有影响有争议的人物,但在《胡适文集》里,他确实是一个古今中外思想兼容并蓄,在新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史、整理国故、“启蒙”思想等方面都取得成绩的学者。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

胡适在五四后期力倡整理国故，把它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但诸多新文化人的批评、思想界复古思潮的兴起和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得失，又促使他改变整理国故的预期目标，并最终对其功用产生怀疑。胡适整理国故所追求的，是其思想史的意义而不是学术史的意义。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整理国故”的提倡和讨论

所谓“国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整理国故”的提倡始于新潮社的毛子水。他在1919年5月《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判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保存国粹、挽救国学,首倡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胡适虽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实践者。毛文发表不久,他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对毛文加以纠偏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后来,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和《国学季刊》,积极提倡整理国故,还曾应清华同学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郭沫若扬孔抑墨之胡适缘由

郭沫若与胡适天赋禀异、学术各有所长,但都恃才傲物,故互相难免义气之争。尤其是,郭沫若信奉共产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胡适则鼓吹自由主义,坚守实验主义方法,并公开反对中共政治主张。他们在诸多方面如整理国故的理念、中国古史观念等,都存在着严重分歧。特别是在先秦诸子问题上,胡适要扬墨则势必抑孔,郭沫若因与胡适对峙,则势必抑墨,故而扬孔。     

陈垣与胡适国学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胡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史家,俩人开始迈向学林的经历和研究方向不同。但对清代乾嘉考据学都感兴趣,认同考据学,视其为治史之必要工具,治学上均重视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没有确证,不下断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国故学研究也有相似的认识。俩人坦诚切磋,辅仁相交     

“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胡适的科学解释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注意到启蒙解释范式风险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提出要用“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启蒙者普遍“以理验物”的解释弊端,认为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普适性的推崇,有重蹈宋明儒学格物论覆辙的可能。胡适相信,作为一个客体,传统只有在阐明了其演进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理解,而“历史演进法”则可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客观的逻辑框架。     

“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潮流中有两股势力,一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一为以梁启超、柳诒徵、顾实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双方在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在目的上,前者更注重揭示国故真相,进而批判国故;后者更注重“保存国粹”、“扬我国光”、“翊进世运”。在方法和态度上,前者提倡训诂、考据的汉学风格,追求“为学术而作工夫”的研究态度;而后者却更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风格,倾向于“学问之非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胡适的文化世界——北大版《胡适文集》编后感言

本文从学术文化视角综论胡适,确认他属于２０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的文化人物。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１８９１－１９１７）是其学业的准备阶段,前期（１９１７－１９３７）胡适在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运动中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典范。二三十年代,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后期（１９３７－１９６２）胡适的学术重点放在《水经注》考证,其影响力远不如从前。他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他对学术独立的坚定信念,为建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

<正> 李泽厚同志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说:“‘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就这个说法,他加了一段注释:“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有人则反之,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胡适,见周扬山     

"发现"王安石:胡适的视角和方法

胡适是近现代以来致力于为王安石正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不是研究王安石的学术大家,却始终对王安石保持浓厚的文化兴趣,执着于从文化现代性视角出发"发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借助"比较参证"的研究方法,胡适发现了一个更加"现代"、更加生动,也更加独特的王安石.胡适对于王安石的"发现"自然受到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新史学实践的直接影响,也体现了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自觉和功利动机,同时也与其个人复杂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胡适而言,王安石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更是其观照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视点和"方法",融入了其个人深刻的人生体验.相比于同时代的新文化人,胡适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了王安石形象的近代重塑.     

论"学衡派"的学术文化理念

<学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言论机构."学衡派"在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在文化建设、教育实践和国故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心态和研究方法在民初整理国故的运动中独树一帜,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体反思.     

梅光迪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

胡适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从“逼上梁山”、“不用典”、“整理国故”到提倡颜李之学,其背后的动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来自梅光迪的逆向思想激荡,掺杂着保守主义的资源。胡适曾称“逼上梁山”是“偶然”的决定。梅光迪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守势立场,对胡适“逼上梁山”的思想激荡是必然的,对胡适而言却是偶然的攻势。易言之,梅光迪的必然信念促动了胡适以实验主义改良中国文化的偶然主张。     

传统考据与现代启蒙——关于胡适章回小说研究的再思考

胡适在1920—1936年间对一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考据。在小说考据中,胡适试图用＂科学的＂方法为建立新的中国学术范式树立一个榜样,这一学术实践,体现出胡适试图以学术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利器的不懈努力。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国学思想浓厚的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积极向国内输入现代思想和新方法.他倡导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强调发展科学,融合中西文化,充分世界化,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中国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而努力;并不失时机地向西方宣传介绍悠久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