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应得与公正

在人类历史上,以应得为基础的公正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理论。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末内格尔等人提出道德运气这一概念后,以应得为基础的公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政治哲学领域表现为精英主义与运气均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的对抗,而在个人层面的公正尤其是矫正正义方面,应得的公正是否仍然适用于受到运气影响的道德实践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将应得与过错行为建立联系来说明应得的公正应然适合于存在过错行为的运气性后果的损失分担,但是不适用于完全由运气造成的后果的损失分担。     

内在运气，自主性，以及道德责任的恰当性——对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的一个解读

道德运气问题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对于道德运气的观点影响着我们对人的自主性以及道德责任赋予的恰当条件的理解,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一些道德体系的一致性的判断.在当代对于道德运气问题的探讨中,伯纳德·威廉斯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持有的道德运气主张,更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对一些传统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批判.借助于内在运气、外在运气的区分,威廉斯揭示了道德运气问题的根本症结,并不是道德运气与控制条件的矛盾,而是将道德要求看作无条件的、非个体的、以及至高无上的.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尽管道德运气现在已经得到多数人的承认,然而运气对于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不是无条件的,只有那些真正进入人的选择和人生计划的思考、权衡范围内的运气因素,才能成为对我们有着实质意义并且我们能够对其承担责任的运气.     

道德运气与刑罚分配:问题与出路

"道德运气"一直是伦理学热议的论题,但其意义并不限于伦理学,它同样是刑法学无法回避的难题。道德运气揭示了人们关于道德责任的信念和道德实践的冲突。道德运气现象源于人们对日常道德评价的真实性质的误解。在刑法领域,拒斥运气的道德价值的康德式的道德责任概念必须得到坚持。结果运气不影响行为人的道德应得,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看待结果对刑事责任认定和刑罚分配的影响。侵害结果也不应作为突破道德应得上限加重处罚的依据,但结果运气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减轻未遂犯处罚的依据。过失犯的未遂同样具有可罚性,应当开展相关的立法探索。正当防卫的成立不应以真实的防卫效果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应限制境遇性运气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对道德运气的否定态度相契合。     

运气之网与道德情感———论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运气与伦理

运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类的道德生活?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诠释了"结果运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评价产生的影响。运气影响行为结果而产生的某种情感不规则性,使人们在功过判断中存在一定的偏见,也与抽象反思的"公正准则"之间产生了裂缝,而这种不规则性却具有自然所赋予的目的和效用。斯密对运气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加深了对人类道德本性的理解,也丰富了道德运气问题的当代论争。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再认识

通过对道德的理性分析 ,揭示了传统社会所倡导的德性的道德有其局限性 ,不适合现代市场社会扩展秩序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在人类进行选择中所产生的有利于秩序扩展的普遍而抽象的规则 ,才担当得起道德之名 ,即市场经济需要规则的道德与之相适应     

论柯亨对正义与平等的拯救

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柯亨宣称要将正义与平等从罗尔斯那里拯救出来,事实上也是在为运气平等主义寻找出路。运气平等主义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批评:其一,不能为运气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也很难描述一种取消运气影响的分配模式;其二,仅仅考虑道德任意性问题,忽视了其他的正义因素,因而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作为回应,柯亨提出,缺乏对责任和义务的严格规定并不一定会影响正义的实现,我们可以借助于某种平等的社会风尚来实现正义;其次,运气平等主义只是对"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对事实不敏感的正义原则。尽管柯亨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中肯的,但我将通过分析指出,他的辩护并没有使运气平等主义摆脱上述理论困境。     

天——中国伦理道德的形上根源及其现代命运

天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作为道德原则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存在。作为道德形上根源的天,其内涵的确立及发展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突破:第一次为人格之天到义理之天的转变,第二次为心性义理之天到现代道德形上学重建。通过对人格之天、心性义理之天在道德原则合法性问题上的作用及自然之天对它们存在地位的冲击的探讨,可以揭示出天作为伦理合法性基石的深层理论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揭示可以为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道德形上学重建的可行性路径提供重要启示。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义务·法则·自由的内在统一--康德的道德客观性思想述评

康德的伦理学一方面强调的是道德主体性思想,但同时,也十分重视道德的规范性和合法则性.康德通过对道德义务、法则、自由观及其内在联系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其道德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内在统一的重要思想.     

论叙事文本中的抒情因素——以《驿站长》为中心

道德情感是重要的情感类型之一。叙述者、情节和环境描写是叙事文本的三种重要抒情因素,也是道德情感抒发的主要渠道。《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叙事名篇,其成功塑造了维林形象,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开山之作。文本中叙述者与维林的视角融合,对道德情感抒发产生影响;《浪子图》、作者、维林叙述视角各异,分别呈现三种情节模式,共筑道德情感的抒发渠道;环境描写则借助于叙述者、小人物、自然环境进行道德情感抒发。揭示三种抒情因素在作者道德情感抒发中的作用,剖析叙事文本抒情性的源起和脉络,为《驿站长》乃至叙事类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完整性与功利主义伦理学--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伯纳德·威廉斯强调哲学必须直面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他批判以往哲学回避现实,特别是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以恶劣的方式将生活简单化,忽视了个人情感、规划和运气对伦理生活的影响。他通过对功利主义后果论结构的分析,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消极责任特征,批判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人分离性的重要性以及对个人完整性的破坏。威廉斯强调个人是情感需要、功利偏好和理性能力的综合体,主张应该从人的主体自身出发去思考道德问题,认为重要问题是人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威廉斯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对功利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大学生道德榜样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思想道德水准的缩影,在大学校园以宣传道德榜样先进事迹为基点,强化大学生思想道德认知是近年来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创新点。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积累校园道德榜样素材,领悟道德榜样价值内涵的基础上,还需要看力打造和务实学校思想道德教育重要阵地,并且建立规范可行的长效机制,以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常态化。     

从吉语格言印论汉代祈福与修身的思想

汉印中的吉语格言印如同先秦时期的吉语格言古玺一样,并不具备信物的功能,其内容往往都是一些以祈福为目的的吉祥语词或修身的箴言。对所能见到的汉代吉语格言印内容进行比较整理和分类,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其所反映出的汉代人们祈福与修身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于法家道德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家的道德思想,本文认为:第一,法家是讲道德的。通过公利,法家把法与善、法与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法是善的体现和保证,守法就是守德。第二,法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守法。以守法为基础,法家论述道德内容与道德层次,以守法为核心把法家道德思想与儒家道德思想区别开来。第三,法家道德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建设都要求建立守法道德,而以守法道德为中心的法家道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     

试论道德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对精神的界说而界说道德精神,通过道德的目的而推定道德精神的内容,通过道德精神的内容阐述其意义,从而指出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的失误是忽略道德精神的培养,强调指出,在我们以后的道德建设过程中,要把道德精神的培养作为重要内容,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道德精神。     

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共识

共识是道德之为道德的基本前提,是道德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因此,道德天然是"共识的道德"。"道德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焦虑,是因为将社会的"道德"困境误读为"道德共识"困境,将道德共识的"改组"简单理解为道德共识的"分化"。缓解道德共识的焦虑,必须达成道德共识的共识,即通过道德妥协以实现不同质态的道德共识之共存,承认有限共识以实现道德共识的最大化。     

法律效力的道德条件比较分析

法实证主义将法律效力的条件诉诸社会事实,与道德无关。该主张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为什么有效,不能区分"守法义务"与"抢匪命令"。同时,该主张将法律效力诉诸于立法者的法律创制活动,由于创制的法律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不能避免"恶法亦法"的实践困境;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有效必须满足道德条件,符合道德标准。该主张未能动摇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反驳了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对法律资格效力的影响;德沃金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重点关注道德如何影响和作用法律裁判实践与推理,即最终作为裁判根据的法律,需通过其建构性诠释中的"符合"与道德"证立"的双重检验,换言之,法律是从一组融贯的政治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并为当下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证立。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关联不等于法律可以独立于道德,法律与道德有必然关联也不意味着道德等于法律。     

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研究

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运作机制。对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理解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道德运作机制是一个包括道德引导机制、道德监督机制、道德教育机制等的复杂系统。道德引导机制又包括社会舆论引导、风俗习惯引导、良心形成等内容;道德监督机制包括党政监督、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大众传媒的监督;道德教育机制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和自我教育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