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哲理诗艺术探略

中国古典哲理诗以质朴的叙述、生动的描写、精彩的议论、鲜明的形象以及益人神志的诗情和理趣,给人以哲理的思考和深刻的启示。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兰亭诗》中的“情”与“理”

《兰亭诗》一直被认为是以山水悟玄理之作,是玄学、玄谈的副产品。其实《兰亭诗》并没有背离抒情诗的传统,在哲理背后抒发了诗人们对于生命流逝的哀叹以及对于理想人格境界的向往之情。     

宋诗理性精神管窥

宋诗的理性精神是时代风尚的产物.它作为形成"宋调"与"唐音"迥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体现在宋人"尚淡"诗歌实践中的"以理制情"和"主理"创作意识下的"以诗言理".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警惕：春天的速度——徐迅《春天的速度》赏读

徐迅的《春天的速度》寓理于景，以其深邃的哲理妙思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警示我们：不要沉迷于春天春风骀荡、繁花似锦的美丽妖娆的景象，要警惕春天的速度，要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不要让时光从我们身边白白流逝。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以"味"论诗的美学意义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它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抒情特质的形成、哲理情思的丰富、意境学说的产生和 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文章勾勒了以“味”论诗的嬗变轨迹，阐明了其美学意义，揭 橥了其美感成因。     

王维三教合一思想探析

王维自幼读书仕进 ,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 ,在屡经人生坎坷之后 ,开始探索和吸取老庄哲理 ,到中年后更是潜心习佛 ,从而使他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三教思想合流的倾向。在其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调和体中 ,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诗与哲学之争的现代嬗变

柏拉图作为哲学家对"诗"所施加的责难是"诗哲之争"的最初原点,在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这一争论并没有自然获得消解,而是在不断的流变中脱离了最初的诗学和美学的狭隘命题的局限,衍生出各种新的形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列奥·施特劳斯从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立场出发尊重哲学的最高合法性,而在玛莎·纳斯鲍姆看来诗同样具有哲学性的崇高目的.两位当代思想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正是当代文化多元性的体现,争论所构成的交流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任何极端立场的产生.     

论玄言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玄言诗风行文坛逾百年,其影响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它对其他类型言理诗的影响、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和对后世文学审美观念的影响等方面.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语言观脉络中的中国当代诗歌

朦胧诗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的泛语言化氛围中的三条脉络,与重新发现的中国传统语言观一起,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直至建立一种语言的发现观,表明当代诗歌已经完成语言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与人的循环关系,而当代诗歌中的语言有"他性的自主"倾向,表现为"语言的历险",一方面创造出新的具有延展性或多维的映射性的隐喻形式,一方面也暴露出当代诗歌内在的虚弱,由此产生的诗歌"虚无化"应当警惕。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性

本文对中国古代诗歌含蓄性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剖析 ,并从含蓄性的产生根源、哲学基础以及形象构架作了具体深刻的阐述 ,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含蓄性的基本特征为 :形象的重叠、情趣的曲灵、语言的跳跃。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是其哲学渊源 ,含蓄性的形象构架是“象外之象”。最后论述了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含蓄的现实、现代意义。     

灵魂的教育者——《王制》中的苏格拉底与荷马

一直以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出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都是西方政治哲学与文教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理解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问题,首先要考察其被提出的语境,即《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对诗的两次批评。通过分析这两次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诗的讨论与灵魂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鉴于古典意义上的诗人和哲人都是灵魂的教育者,对诗与哲学之争意义的考察就必须从灵魂教化的古典视野出发,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超越纯粹思辨的哲学辩护和单纯的诗学研究。     

现代价值论转向中的"思"与"诗"

西方传统文学一直在理性主义的价值框架里,托庇神学、哲学实现其"认识必然"和"超越必然"的心灵自由象征.所以,西方传统意义里的"诗"与"思"总是同神和理性所保证的"逻辑"或者经验和生活所证实的"事实"密切交织一体.西方传统的"诗"总是运用透明、规整的语言话语传达清晰、明澈的思想意蕴.西方现代哲学价值论转向以及所引动的价值观转变和对语言符号的关注终于摇撼了理性主义的价值框架,使传统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通过相互的位移而推动了诗、文学与思、哲学在更深、更本真根源基础上的合二而一,并最终改变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自由象征意蕴.     

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与对世界文学的倡导下,本着中国朦胧诗歌在中国诗歌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特将与朦胧诗时间发展较为吻合 的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美国该阶段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以求从中去探求东西方文化,特别是诗歌在政治、经济等因素影 响下,在诗人诗歌创作思想中起到的作用,从而以此来判断二者在东西方文学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世界文学是站在一个更高 的平台来研究人类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精神财富,站在具体的东西方文学的比较角度中去看待,也是跨文化视野下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