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社会冲突研究综述

本文从几个方面系统回顾并评析转型期我国关于社会冲突研究的成果:关于社会冲突的类型、形式与功能分析的研究;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利益、制度、权力、规范、心理、价值、观念等因素关系的研究;社会冲突的调适机制;最后笔者提出目前有关社会冲突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生态移民社会冲突的原因及对策

生态移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方面。诱发生态移民社会冲突的原因包括移民贫困风险、成本一效益的不公平分配、移民参与和社会干预的缺失、移民整合困境、文化冲突和制度建设落后。规避冲突的措施包括建立生态移民补偿机制、强化移民的参与、加强生态移民社会评价、移民社会资本的重建、政府责任和移民权利的保障、制度的创新与供给。     

政府社会多维互动实现善治——社会互动维度下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是群体性事件，政府与社会合法有序的互动机制的缺位与失灵是当前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加剧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必须通过长期的、广泛的社会互动来实现。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信访制度，规范听证制度，加快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搭建多样化的互动平台，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多维有效互动，构建“参与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途径。     

转型期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发展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农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变化,给基层自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给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适应新变化、创新理念制度是转型期加强基层自治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坚持农村社会管理和完善基层自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转型期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依据及其运行困境

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危险相比,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的发生及其存在状态更有其特殊性.深入剖析农村社会风险的特殊性不仅有助于我们识别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呈现出的结构性特征,而且还能为建构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提供行动依据.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有效运行主要取决于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制度体系发育与完备程度,同时还受到包括文化习俗、生活惯性等在内的诸多非制度因素的制约.健全制度体系与消除非制度障碍是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走出运行困境的必然选择.     

我国目前创新实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创新实效性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妨碍我们利用创新手段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创新主体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客观条件和创新机制等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提升创新主体的相关意识,创造有利于实现创新实效性的社会环境、条件和创新机制,建立风险投资机制。     

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原因与控制

我国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是转型期社会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的表现.具体来说,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是转型集体行为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制度更替过程中的矛盾与失调、政策与决策的失误、权力腐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等所造成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致使利益受损者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来发泄挫折侵犯性情感.因此,通过制度建设(包括法制、社会保障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等)实现社会公正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集体行为控制的根本措施.     

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型国家——OECD成员国的经验与启示

OECD成员国在创新方面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一系列保障劳动者社会经济权利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研发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保障。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发展遭遇刘易斯转折点,更需要从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健全政府的间接干预机制和加大就业扶持等方面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员身份自觉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培育党员的身份意识,实现党员的身份自觉,即党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而应该具备的基本标准和要求。党员的身份自觉包括思想身份自觉、政治身份自觉、组织身份自觉、行为身份自觉等方面的内容。当前,党员身份自觉的实现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部分党员身份意识淡化、身份迷失和身份焦虑、党员身份被职务身份所替代等问题。为此,要立足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改进工作作风,使党员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重塑党员身份意识,实现党员思想身份、政治身份、组织身份、行为身份的自觉。     

“中国梦”的哲学逻辑及其对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影响

"中国梦"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为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监管创新与培育创新,监管创新主要包括:创设和认定"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以社管社";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构建综合性监管体系等。培育创新主要包括:逐步降低社会组织获得法律合法性的门槛;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施综合性的培育制度等。这些管理创新体现了中国梦"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了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共强及将个体与整体有机结合,整体高于个体的"中国梦"的逻辑辩证。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公务员职业伦理失范与防治

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在经济、政治、组织人事、履行职责、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失范现象,其成因主要在于传统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伦理法制不够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需要采取增强公务员公共责任意识、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伦理立法、完善公务员职业伦理监督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公务员职业伦理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社会信仰及其形成机制探寻

社会信仰冲突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实践真理的过程、价值观不同、自身信仰的基本态度等产生的冲突,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及经济、传媒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对待社会信仰的积极态度是既要坚持信仰原则,但又不固执于自身的信仰原则,在反思与实践中追求真理性认知和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价值原则.社会信仰形成机制是：价值体系：对比与建构;个体信仰：引导与反思;群体信仰：物质与精神;宣传途径：探讨与践行;原则和方法：科学与人文.     

论政府行政管理技术的创新

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和管理技术需要创新,包括创新社会流动机制,化解阶层冲突;创新利益协调机制,防止两极分化;创新社会保障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创新社会控制机制,解决社会不和谐的问题;创新社会预警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创新矛盾疏导机制,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创新和谐发展机制,全面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提高执政能力。     

试论社会转型期的领导文化建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转型期,加强领导文化建设,对保证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兴旺发达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领导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于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对领导行为具有决定作用,对公众意识具有引导作用。现代领导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领导制度文化、领导行为文化和领导观念文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领导文化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原则,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根本方法,以社会主体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要素的“黏合剂”,对转型期发展中大国而言,制度变迁更加复杂,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等特征.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内在逻辑性与辩证关系,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转型阶段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一种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稳定及其调适

经过二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市场化的力量开始渗透到中国社会各层面,因利益分化和整合产生的不平衡而引发的社会性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中国的稳定问题引发多方关注。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社会契约型稳定机制难以为继,社会颓丧与高流动性、低制度化结合而产生的直接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等,是影响中国当前政治稳定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对此,应当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构建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稳定机制。     

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三项教育长效机制探究

由于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的法纪、安全和文明教育面临着理念层面、社会层面、结构层面、手段层面和投入层面等诸多困境.加强大学生的法纪、安全和文明教育不仅是提升大学生三项教育意识、构建良好校园文化和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施行素质教育和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手段层面、制度层面和投入层面对大学生三项教育进行理路创新和方略建构,实现大学生三项教育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