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中的周作人

周作人在《新青年》反“传统”的思想革命中 ,一方面以译介的形式 ,传布东西洋文明指斥旧道德的丑陋 ;一方面注重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注入于文学革命的思想理论之中 ,具体与丰富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内容 ,之于新文化运动影响颇深     

周作人家庭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周作人认为家庭教育在儿童的个性形成方面具有学校教育不能够替代的作用,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基石.周作人提倡一种自然的亲子关系,认为改革家庭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进行儿童和妇女研究.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周作人的道家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庄子一直受到主流思想界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但周作人认为庄子的无君论、天道自然论和齐物论思想等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宜全盘否定。在"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对老庄道家的态度是相当严肃而别致的,虽然他的道家立场常被他的儒家身份所遮掩,但把他对道家的好感简单地等同于消极隐逸,甚至视为他附逆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新青年》国民性思想初探

本文通过把国民性置回它所处的具体历史上下文中 ,考察《新青年》国民性知识的形成 ,国民性的内涵以及它与权力话语间的关系。在陈独秀眼里 ,国民性滑落为国民劣根性 ;在光 日升 看来 ,国民性与现代性有着某种关联。他们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命题 ,参与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论《新青年》的公共领域图景

本文立足于《新青年》杂志的大众传媒原生定位,从“公众”的构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外在载体——语言革新等方面,力图描绘《新青年》公共领域图景,并比较它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之异同。     

论周作人的鲁迅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之间——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一种考察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一方面带有思想启蒙色彩,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启蒙问题上,他抓住启蒙的切入点———"个人"立论,与文学性质的个人化契合。周作人把文学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尊重艺术本性。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这一基本问题上,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性,为全面理解其文学观提供了一种参照;对于当下倡导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坚守文学性等问题具有启发性。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生存体验 ,与东方古典艺术精神有契合之处。从“无形功利说”的文学观、“茶道”式的人生态度以及鉴赏式批评观等三个方面去辨析周作人与英国唯美主义之间的关联 ,可见其遭遇西方唯美主义 ,同时归依古典东方精神的复杂面貌     

论周作人的鲁讯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周作人吴伟业合论

止庵原名王进文，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３０多岁的“老文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年纪虽然不大，却沾惹了一身遗老气息。他的文字刻意地学周作人，拿枯槁充平淡，从笔端排出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絮语。在他的文字当中，见不到一丝一毫关于当下现实的思考、关于宇宙人生的哲思，当然，更没有少年的激昂与伟大灵魂的悲怆。不过，止庵的这种与灵魂无关的作文风格到的确引得那些没有心肝的文士的赞赏，他们从止庵的身上，看到了徒有辞赋之才的文丐阶级的美好前景；而正是这些全无心肝的东西，他们把周作人捧为了散文大师、思…     

《新青年》团体的社团性质

新青年社团是以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共同主张,以<新青年>为核心刊物,以北京大学文科为集结基础而自然形成的松散的社团.新青年社团的形成有两个鲜明的标志:一是<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编辑变为北京大学文科六名教授轮流编辑,二是<新青年>主要作者集结在北京大学文科,完成了社员的聚结.新青年社团共享北京大学的精英资源,形成激进的话语权威,极大地推进了文学革命.     

《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

近年来,《新青年》研究大多集中在边缘研究上,出现了《新青年》研究的散射状态,因此,主流研究亟待深化等问题便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新青年》范式研究是《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新青年》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于1915年至1926年间为同仁团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新青年》范式。《新青年》范式研究并不是平面化的研究,而是对《新青年》的核心问题进行带有立体交叉的学科性质的思考。因此,单维的探讨虽可获局部的精细深入,但却无法给出整体的科学阐解。范式研究便会解决这一问题。     

《新青年》中的钱玄同

《新青年》同人关于除旧布新之主张并不全然一致,钱玄同尤为典型。其在反儒非孔拥戴“共和”方面与其同人相应和;在文学革命方面与其同人则同中有异;在有关汉字的问题上与其同人更是大相径庭。     

鲁迅周作人合译《神盖记》手稿研究

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神盖记》手稿,是目前罕见存世的两人深度合作成果。这是早期留日时期的遗存,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既体现着两人当时先进的翻译理念,也呈现了当时两人的知识面和翻译技巧之差别,尤其反映出鲁迅对兄弟合作《域外小说集》的总揽全局作用。从中也可以考察《神盖记》对于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具有的借鉴意义。对于中国现代翻译史研究和文学创作手稿研究也是第一手的文献。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都以《新青年》为发端和动因,实则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由国民党、江苏教育会联手发动,以延续五四风潮冲击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未竟之业,用文化运动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的社会运动。《新青年》同人中,除陈独秀、李大钊予以呼应鼓吹外,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甚至认为使得新思潮运动变质,其余成员也不以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为然,文字言论几乎没有响应,行动也相当疏离隔膜。只是在反击章士钊和学衡派的攻击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辩护。不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上的确受《新青年》的影响,并将新思潮扩展到全国和社会各界,舆论又将《新青年》同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顺序,变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倒置叙述,掩盖了《新青年》内部分歧所体现的近代中国两种不同趋新取径的矛盾冲突。     

《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