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碳排放行为的法律规制——以碳中和理念为中心

全球气候变暖,减排势在必行。个人碳排放虽然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但鉴于耗散结构的作用和间接排放的影响,个人减排对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在低碳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应厘清碳中和理念的内涵,在借鉴国外碳中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我国个人碳排放的法律规制路径,逐步建立包含信息披露、补贴和标准制度在内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碳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从"概念-理论-因素"出发构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狭义的碳金融主要涉及绿色贷款和服务温室气体减排的投融资活动,广义的碳金融一般泛指围绕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并降低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金融活动;依据公共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高碳排生产企业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明晰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可以有效实现碳减排目标;碳排量分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结构、产业转移、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等对碳金融市场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企业碳会计核算内容论析

目前理论界对碳会计核算内容的界定尚未统一,但对碳会计核算内容的正确界定是碳会计核算的必要前提。从企业层面考虑,在假定企业有强制减排任务的前提下,循着碳循环过程进行分析,企业的碳会计核算内容应该包括碳排放会计、碳固会计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碳排放会计,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核算;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可以通过碳汇吸收消化掉,或者通过碳固技术将其封存起来,这就是碳固业务;有强制减排义务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业务,主要是碳排放权的取得及确认及碳排放权的交易及核算。     

中国低碳出口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低碳出口是一国出口贸易与低碳经济主流趋势相融合的产物。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完成低碳出口转型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在路径选择上,中国应从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探索低碳出口"点—线—面"有机结合的路径模式。同时在制度安排层面,稳步纳入碳约束措施,倒逼国内出口产业完成低碳发展转型,培育出口企业的低碳竞争力。在制度工具的选择上,探索实行碳排放交易这类基于市场的减排选项,实现与国际实践的接轨。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连接的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出现的市场化减排手段,一国通过设定排放上限,以较低的减排成本实现其减排目标。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连接已经成为国际碳市场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其重要性,纷纷与其他市场建立起交易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国际连接。成功的市场连接会带来高于成本的预期收益,可以更低的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已经开展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旨在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如何有效地推动试点间的相互连接,进而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形成,构建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连接的能力,是当前中国碳市场面临的重要问题。     

减少碳泄漏的边境贸易政策分析

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当前的主要难题是没有对贸易主体进行合理的碳排放定价.如果单方面的碳排放定价提高了国内生产者价格,竞争力优势的下降会导致其生产发生国际转移,产生碳泄漏.目前,美国、日本和欧盟是主要的携带二氧化碳排放的净进口国,而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的净出口国.单方面的碳排放定价会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针对减少碳泄漏的政策研究越来越多.减少碳泄漏的主要政策是“边境调整”.边境碳调整的贸易政策有边境进口调整、边境出口退税、充分边境调整和国内补贴等.就这几种贸易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表明,边境调整政策在促进全球外国泄漏的排放减少方面,不是很有效.所有的政策,仅是部分地避免了和碳税相关的生产损失.     

全国统一碳市场碳配额的总量设定与分配——基于碳交易三大特性的再审视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交易商品的同质性和无形性使得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成为可能。碳配额的供给一次性、履约跨期性和需求刚性等特征使决策者难以精准设定碳配额总量;控排企业间的碳排放差异尤其是行业内碳排放强度的地区间差异导致统一的碳配额分配方法容易产生"鞭打快牛"效应或者"拔苗助长"问题;此外,当前各试点市场调节和保护市场的配额再分配机制也有待完善。鉴于我国统一碳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宜遵循"总量从宽、配额分配从紧"的碳配额总量设定和分配原则,使用基于历史排放—减排目标的"历史—基准趋近法"进行配额分配,以避免统一配额分配方法的弊端,并通过"碳资产池"、浮动的CCER抵消机制等配额再分配调节机制应对市场异常波动。     

应对碳关税:基于政府、企业两个视角的分析

我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也是商品出口大国,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会对我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应对碳关税,需要政府、企业两个主体共同努力。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多边环境谈判,在国内率先征收碳税,鼓励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和限制高碳产业发展。企业应当积极采用低碳技术以降低碳排放量,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策略以规避发达国家的碳关税,降低生产成本以抵消碳关税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承担的减排压力相当大。国际节能减排措施主要有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本文在介绍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外实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者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不同时期我国应采取不同的减排手段:在短期我国宜先开征碳税,促进企业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但长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措施应成为调控主导。     

基于排放强度的产业间碳交易模型研究

以总量控制为主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已在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产生显著效果。但作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碳排放大国,中国选择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建立产业间碳交易市场,逐步控制以至降低排放总量,既符合碳排放的国际公平、历史公平原则,更是当前或今后一个时期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碳排放强度的测算,设计了二、三产业不同企业间基于碳排放强度的交易机制理论模型。按照一二产业购入、三产售出碳指标的交易原则,得出在碳交易前后均衡产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数据。结果显示,各产业碳排放强度均显著下降;高排放企业的产能受到抑制;政府的管理途径增加。     

维护中国发展权视角下的国际碳博弈——兼议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问题之争

在世界范围内减少CO2排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是环境与生态问题,更是关乎各国未来经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碳排放权与发展权的紧密关系促使着每个国家都尽可能多地争取CO2的排放权,从而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理应为其对能源的超前消费行为买单,率先进行减排,履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做出的减排承诺,而不是利用其政治与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在国际碳博弈中设置有利于自身的规则。针对发达国家推卸减排责任的霸权主义行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应当享有的发展权,从碳排放空间、碳排放权以及碳排放交易等多方面入手,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碳博弈,争取更长的排放时间与更大的排放空间。     

跨境补贴的国际规制：基本问题、最新动向及中国因应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只允许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向自身领土内或管辖之下的受益者提供的补贴发起单边反补贴措施,因而欧盟将中国向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提供的跨境补贴转化为东道国国内补贴并征收反补贴税的做法违反此协定。不过,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欧盟的《针对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的条例建议稿》为代表的新补贴规则,出于竞争和投资政策目的考虑,不仅明确将跨境补贴纳入规制范围,而且重点规制跨境补贴在补贴受益者所在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在纪律执行上呈现出兼采事后救济和事前监管的倾向。对于跨境补贴措施或新规则,中国应以国内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和国际可持续投资便利化规则建构为主,做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应对准备。     

我国省级碳排放测算方法及对策研究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碳排放国之一,如果要实现“双碳”目标,就需要先从测算碳排放量入手。从要素投入视角考察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碳元素当量排放的碳排放,数据集根据IPCC(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简称)基于行政边界的核算范围来估计,能够测算出我国省级碳排放量并分析其特征。完善我国省级排放测算方法,需采取建立多尺度碳排放核算体系,适时建立家庭消费视角的碳排放清单,逐步完善核算技术细节,优化低碳要素的存量和增量,加强后进地区低碳政策支持,健全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低碳发展区域联动体系,完善碳交易的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与措施。     

"双碳"目标下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转型发展研究

当前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正进入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存在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偏低、实体企业经营尚存困难、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推进有差距等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有色金属工业是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双碳"目标的提出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新机遇主要有"双碳"目标将催生出一批新需求、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逼有色金属工业转型升级;新挑战主要是对传统能源使用技术路线的颠覆、生产过程减排问题更加凸显、因用能和碳排放而产生的企业成本上升.为适应"双碳"目标新要求、推进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应夯实矿产资源供应基础,提高矿产资源供应和全产业链安全水平;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需结构;多措并举,降低实体企业发展成本;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进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EU-ETS的发展成效、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欧盟建立了覆盖25个成员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U-ETS由此确立。在EU-ETS"总量-交易"模式下,各成员由于不同的减排目标和边际减排成本,酝酿并产生市场交易,具体表现为边际减排成本较高的国家或行业通过市场购买履行减排义务,而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通过售出多减排的配额获得支付。总结EU-ETS的成功经验,分析和汲取其实际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教训,由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碳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大有裨益。     

环境财税政策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机制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环境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显著作用程度不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环保支出.     

国际服务外包承接方政府政策研究

本文从国际服务外包承接方视角,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框架下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政策对承接服务外包的影响,并运用非线性回归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加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接国政府的补贴和扶持是必要的但应是适度的,过度的补贴会导致企业投入减少从而丧失服务外包额,政府职能应适时从补贴扶持到监督管理转变。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结构下企业的成本-收益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体制下,祖父继承法、竞价法和产出标准法三种普遍认同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中,受控排放源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产品最优价格、边际产出的碳损益以及企业净利润的波动比较.根据三种初始分配方式的特点,竞价法无疑是对企业利益损害最大的初始分配方式,产出标准法则能最好地实现行业企业优化,祖父继承法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企业没有额外负担也没有明显的补贴.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和策略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企业首先需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框架的构建可以从企业内部性--碳管理体系和节能减排与外部性--伙伴关系和碳信息透明着手.从内部来说,建立全面的碳管理体系是基础与核心,可以借鉴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对碳排放进行全面的、全员的和全过程的管理;节能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企业除了依靠自身外,也需要考虑外界力量的援助.在外部上,企业还可以与其他专业的非赢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此外,中国企业尤其需要注意碳排放的公开与透明,这有助于与政府、投资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沟通.     

边际减排成本与中国环境税改革

从促进减排和低碳转型的角度看,在确定碳税税率时,其大小要足以影响和改变排放者的行为,才能体现环境税的制度价值。短期而言,可以执行无差别的碳税政策;长期来看,碳税税率应适当调高,且因行业而异。征收碳税在短期会对工业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但影响幅度很小;征收碳税促进碳强度减排的作用明显,有利于2020年实现国家承诺的40%—45%的碳强度减排指标。对某些重化工行业,仅靠征收碳税不足以降低碳强度,应辅之以其他环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