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谒”、“刺”的演变

“谒”在西汉民众社交场合中广泛使用,形式主要有拜访之谒、庆贺之谒和问疾之谒.东汉“谒”虽依然使用,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形式——“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谒”到“刺”除了体现在其形式、内容的变化外,“谒”通过形式和内容所传达的敬爱、关爱的情感因素淡化也是这一演变的重要特征.东汉时期民众社交范围的扩大、社会等级身份逐渐固化等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论商周时期的射燕之礼

殷商时期的射礼与燕礼已较为成熟,某些仪节可能是周代礼制的源头,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过,商人在射前或射后是否行燕礼,甲、金文中虽已见蛛丝马迹,但还很难据下断语。宗周时代,燕礼与射礼配合而行已是非常普遍的行礼方式。因主要目的是行射,所以射中之燕往往存在两个特点:一是仪式较正式燕礼简化;二是完整的燕礼被射分割为两部分,射前行正献之礼与射后的旅酬、无算爵、无算乐,以及为感谢助礼者而"息司正"之礼。传世礼典文献对射与燕礼的记载,已得到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证实。     

隋唐时期的太子册立及制约因素

隋唐时期,太子册立主要依据的是西周以来的立嫡以长制度,太子废立的决定权大多时候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受到大臣的支持或反对,但皇帝的意志仍占主导地位。而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对太子人选影响较大的是独孤皇后以及唐高宗时的则天皇后和唐中宗时的韦皇后,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太子废立则主要被宦官控制。但这几种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着太子的册立。     

汉代册立皇后礼仪考述

汉代册后礼仪应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但现在保留记载完整仪节最早的册后礼仪是东汉灵帝册立宋皇后。尚书官员的奏疏揭开了册后的序幕,皇帝不仅批准尚书官员的奏疏,还亲自参加册后仪式。太尉持节主持仪式,宗正宣读册文,女官参与玺绶的传递,在玺绶传递中的陪衬地位,表明了皇后在宫中的至尊地位。称臣妾并非是夫妻的特定称谓,而是君臣关系的体现。册后礼仪中出现了宫廷帝后专用的黄门鼓吹乐。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昭阳“易薛”与楚齐争夺泗上的战略

《战国策·齐策一》载: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齐貌辨俱留.不久,齐貌辨离薛,去齐都,为靖郭君说与宣王曰:王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者信反,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听辨而为之,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     

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释“灌谒者”

《后汉书·独行传·雷义》:“义遂为守灌谒者。”“灌”字旧注说甚纷纭: 《汉官仪》曰:“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胡广云:“明章二帝服勤园陵,谒者灌桓,后遂称云。”马融以为“灌者,习所职也。”应奉云:“如胡公之言,则吉凶异制。马云‘灌,习也’,字又非也。高祖承秦,灌婴服事七年,号大谒者,后人掌之,以姓灌章,岂其然乎?”     

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辩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研究泰山文化的新篇章──谈《周郢文史论文集》

日本著名学者日比野丈夫在他的《亚细亚历史事典》中，曾对我国泰山及其历史有过这样的论述：泰山是耸立于中国山东省中部泰安市以北泰山山脉的主峰。其海拔高度为１５３２米。古时称作岱宗或太岳，是中原东部地区的第一名山。秦汉以来，作为五岳之一的东岳，许多朝代的政府曾在此举行过常例性的祭祀活动。特别是依照道家的释说，凡承受天命，君临天下者，应该在泰山之顶进行“封”礼祭天和在山麓的梁父之处进行“禅”礼祭地，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与宋真宗等皇帝先后操办了隆重盛大的封禅仪式而名高声望。东汉以后，人们开始信笃泰山之神…     

论清代康熙朝科道官对储位问题的关注

清代康熙朝不但曾册立大子,还罕见地两废太子,在这些与储位问题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中,科道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科道官较早地提出应早建储位,并一再奏请举行皇太子出阁读书的大典以对储君进行正式培养教育,为立嗣和促成传统意义上对嗣君的正规教育做出了努力.在两废太子的风波中,科道官亦始终对储位虚悬深表忧虑,屡次积极进言,但因圣祖立意独断,且其与圣祖意愿相左,致使先后有多名科道官获罪.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满洲政权的特殊性等因素使得科道官的作用被削弱,最终只能听命、匍匐于皇权之下.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东汉郊祀新论

《后汉书》虽未正面记录光武帝之后的郊祀活动,但爬梳史料仍可发现东汉中前期诸帝多有亲郊之举。如章帝元和三年北巡前曾分祭南郊、明堂,安帝元初元年、六年的亲郊皆是在邓太后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展开。与元始仪稍有不同,东汉更重视皇帝亲郊、合祭天地之礼,相对忽视二郊之别祀。延光三年安帝东巡前曾行包括南北二郊在内的五供之祀,该故事可能经蔡邕辗转收入《续汉书·礼仪志》,长期被视作东汉常制。     

三国两晋讲武考

三国两晋时期,政权割据更替,战事发生频繁,统治者更重视武力,史籍讲武记载渐多。考索文献、援引事件发现,此期讲武仍属形成发展中。讲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显耀朝廷威武之典礼仪式,一为练兵备战之实际训练。朝廷之讲武礼,虽粗具章法程序,然因时兴废,未成国家常典。练兵备战之讲武,既非国家礼仪,则其举行随需而定,不限古法。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     

《广成颂》与东汉礼制及赋体文学的变迁

马融作《广成颂》以献,是希望东汉朝廷能够借助恢复荒废已久的蒐狩之礼来加强战备,以应对羌人的猛烈进攻。由于马融曾经有过被羌人围困的遭遇及其出身将门的身份,于是将自己的忧愤与武略融入其中,使作品附着上雄张横厉之气,一改东汉殿苑题材仁厚含蓄之风。正因为马融直指时弊,纵情使才,且蕴含东西地域之争,由此得罪御敌无力的实际统治者邓后及其家族,同时也触及东汉以文教立国的国策,此为马融献颂得罪的现实原因。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东汉宗庙之礼衰落而上陵之礼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庶人之礼行于皇室,试图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反而造成君权衰而家族势大的局面。马融提倡武功而首以"宗庙"为辞,铺写"宗庙之事",实则暗刺以邓氏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凌驾于皇族之上的僭越与非礼,希望尊君以强国。然而礼制的变迁不仅使马融深为邓氏所忌,也标志着汉赋京殿苑猎题材的写作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简论礼的两面性

<正>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词,我们现在一提到礼,马上会想到一整套仪式:洒扫应对、拱手作揖等。其实那只是礼之文或礼之仪,不是礼之质。礼究竟是什么呢?礼泛指古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或者说,礼就是调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对社会、国家而言就是典章制度,对个人而言就是伦常之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贾谊教育太子的人性依据

贾谊教育太子的人性依据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有六行 ,细微难识” ,即认为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乐 ,但由于“细微难识” ,需要后天的引导与教育。二是世间之主有上、中、下之分 ,上主与下主都是极少数 ,而绝大多数是中主。上主、中主、下主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差异。中主可引而上 ,也可引而下 ,这就决定了教育太子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