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孔子的“复礼”和“爱人”

<正>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的核心是“仁”。对于“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但最能说明孔子仁学本质的,是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这两个命题。为了探讨“仁”的本质,特对上述两个命题进行剖析。一、什么是孔子所认为的礼之本“克己复礼为仁”这个命题源出于《论语·颜渊》篇,是孔子对其得意弟子颜渊的答问。后来,这一命题成为人们引起争论的议题。争论的中心是“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理解“仁”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也才能对“仁”的本质作出符合事实和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杀身成仁”——失效的反革命强心剂

在孔家店的《论语》里,一个“仁”字出现了一百多次。“仁”简直成了店老板孔老二的口头禅。什么是“仁”呢?孔老二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过去西周的礼治,才叫做     

《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探微——从朱学的视角看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素称难解。己丑(1169)中和之悟以后,朱熹对该句的诠释历经反复,其定说保存在成于乾道癸巳(1173)的《太极解义》及《通书解》中。朱熹对该句的理解虽符合儒家的义理,且有其经典的来源和训诂的依据,却未必是周敦颐的本义。在朱熹解的基础上,结合《通书》中的相关段落,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越出朱子学的义理架构,又更符合周敦颐本义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还可以回应张栻、吕祖谦、牟宗三、劳思光等对其提出的各种批评。     

船山“克己复礼”义析及其时代关切

本文重点分析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与发挥,并以此管窥其注经所体现的强烈的时代关切之情。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发挥主要分散于其对《论语》《尚书·顾命》以及《周易·复卦》的注解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船山有着严判"似是而非"的佛老等异端的自觉。具体到"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上,船山主张克己、复礼交相养,尤以复礼为要;同时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点迥异于佛老莫求诸己而徒归怨于物的做法;针对理欲关系,王夫之绝非完全的禁欲主义,而主张人作为天地之心,应发挥心之思的主动性,主动克己复礼,以天理行于人欲之中,在处于困境之中君子尤其应该如此。     

“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

<正> “克已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克己复礼为仁”,关键是如何理饵“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作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我认为把“礼”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要更合适些。为了论证这种看法,我们暂且从“礼”的起源谈起。《礼记》《礼运》篇说: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     

王船山“明德”释义发微

王船山的＂明德＂释义有三个方面：释义的核心坚持了＂明德＂是天之所赋德性和人的本原善性,释义的心路主旨是返回先秦原本和回归经典原意,继承了朱熹以理气解释＂明德＂,但不赞成朱熹将＂明德＂释义为＂心＂。其学术方向既走正学与开新之路,也注重以复性与返本为宗旨,更多地是以＂返本＂为宗旨,即返回经学和儒家经典。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敬以直内”与“敬义夹持”:二程敬论之别

二程对敬论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程颐以“敬以直内”为根本阐释“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程颢以“敬义夹持”融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程颐的“敬以直内”以主一无适、整齐严肃为特点，程颢的“敬义夹持”以敬义一本、与物同体为特点。朱熹把程颐敬论的工夫义与程颢敬论的境界义整合，在心已发与未发处加以深化，并加入常惺惺、敬畏等内容，丰富了敬的知识体系，把传统儒学中的敬论推向高峰。     

“造谊”与“造诣”——《辞源》修订琐记之一

汉荀悦《前汉纪·孝成纪》:“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于是微言绝、群议缪焉。”(《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刊本)造谊,有些工具书引作“造诣”,不可解。造谊,犹造义、造议,谓另创新义,此指诸子造“邪说”。清段玉裁以为“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作“义”。而“义”又是礼之“仪”的古字,周时作“义”,汉作“仪”。见《说文解字注》。邵瑛以为“谊”乃仁义之“义”的正字。今经典俱作“义”,少作“谊”者,惟隋唐古本多有之。并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对《尚书》中“义”的解释加以证明。见《说文解字群经正字》。而徐灏则不同意段氏说,以为“谊”字从“宜”,而通作“义”,实因“义者宜也”之训而起,并非古字。见《说文解字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轨迹:“义”“利”之辨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一条主线,不论是人性天理,还是道德学问,都始终紧紧围绕着“义”与“利”这两个问题来展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义”,是指道义,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智、信、孝、梯、忠、恕,等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利”,是指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功利。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由儒家文化的结构和特点而决定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道德型的价值观,其核。动内容是“仁”和“义”两个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是贵“义”轻“利”…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义”范畴初探

“义”是中国儒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同孔子相比,孟子对于“义”的讨论则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因而也就在一些方面有所创见和新意。一孟子把“义”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义”与“道”平列无别,几为一物。这与孔子仅仅突出地讲“仁”和“礼”形成明显的差别。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必要结果,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行了。义是人们行为的最后准则。不仅如此,在他的许多论述中,义与道的含义相近,地位相当。他说,养洗然之气要“配义与道”(《孟子·公     

《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