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革命关系研究的新动态——关于新近出版的三本相关专著的探讨

对于农民与革命关系的研究.传统的宏观叙事研究范式注重的往往是中共方针、政策及精英人物的解析,把农民响应和参与革命简单地描述成农民经济上的贫穷和中共政策英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贫穷不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必然条件,农民能否汇进革命的洪流除了受中共宣传、组织得当与否的影响外,还受到敌人力量、民团武装、宗族组织及个体生存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民与革命关系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海峡两岸的历史资料进行多角度的客观探讨.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     

农民与革命关系研究的新动态——关于新近出版的三本相关专著的探讨

对于农民与革命关系的研究，传统的宏观叙事研究范式注重的往往是中共方针、政策及精英人物的解析，把农民响应和参与革命简单地描述成农民经济上的贫穷和中共政策英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贫穷不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必然条件，农民能否汇进革命的洪流除了受中共宣传、组织得当与否的影响外，还受到敌人力量、民团武装、宗族组织及个体生存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是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边区农民法制教育从边区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平等观念,推行男女平等,第一次在中国农民的观念中种下了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种子,培养了中国农民的规则意识,激发了广大边区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和谐,为当代社会主义农民法制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共革命也需要象征性因素来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翻身运动中,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绝对提升和地主阶层社会地位的彻底下降是需要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现最终也是要表现为一种象征领域内的翻身.从革命看象征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农民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经济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社会中,以"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为内在规定性的合作经济发展与否,无疑与农民的公民意识状态有着极大关系.当前中国农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的孱弱,不仅使得农民处在"被组织化"或"被合作"境地,而且也使得合作经济在中国处于"发展难"和"难发展"的困境中.为此,需要调整思路,采取多种举措,着力培育公民意识与塑造公民文化,促使"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为合作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软环境"和"软实力",如深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农民信任感;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的社会实践;开展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等.     

布哈林与中共六大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中共六大的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对于中共六大的召开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大会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中共六大制定基本路线,实现理论创新。他的理论阐述,不仅极大地引导中共党内统一意志,明确方向,完成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历史转变,开辟革命新道路,而且影响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也存在局限性。     

试论中共早期农运工作中心地位之形成

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用什么样的革命政纲引导农民投身民主革命，不仅是革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而且涉及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价值判断。笔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心由城市工人运动到乡村农民运动的转变，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文拟结合有关文献和历史事实，对中共早期农运工作做一个概要的考察，从一个方面揭示中国式民主革命…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李大钊创新思想论

李大钊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进行深邃思考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对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他的创新思想和实践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公开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革命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研究李大钊的创新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实践·探索——1920年代中共宝安县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敏锐地注意到组织问题的迫切性,逐步创建多层级架构,扩大组织规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框架下,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借助农民运动由上而下渗透到县级。广东省是这一阶段中共最重要的工作区域之一。宝安县有革命传统,也有孕育新兴革命力量的现实需要,党支部在吸收党员、政治训练、组织建设和指导农民进行经济革命等各方面的探索,为中共基层组织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再认识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是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而创立起来的,它的形成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一、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萌芽阶段1924年到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2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工人运动上.对于中国的农民问题,他虽然从农民人数众多这一角度觉察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总的来看,由于他没有实际接触过农民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农民问题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逐步加深了对农民地位的重要性和工农联盟意义的认识.1925年初,他对韶山一带农村情况进行了调查.是年秋,他到广州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工作,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从这时起,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中.1925年11月,他在回答“少年中国协会改组委员会”所提问题时明确地说:现在注意研究农民问题.此后,毛泽东一直把农民问题作为探索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北伐战争过程中,湖南湖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阶级显示了巨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实践的发展,     

中共的自我调适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1935～1940）

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中共内生的自我调适与其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具有“强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即组织发展与观念变革来解释。组织发展维度,中共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阶级革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据此调整二者关系,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全民族的代表者”。观念变革维度,为了顺利开展民族革命,最大程度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共把无产阶级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力图创建一个集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国家”。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不仅使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为全民族代表践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与全国革命的解放进程。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近代中国的农民与革命——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述论

近代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农民是这个社会中最庞大的群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纵观中国近代历次革命运动,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似乎走完了螺旋式上升的一圈:以农民革命始,亦以农民革命终。当然,后者是在现代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并非旧式农民战争的简单重演,但农民仍是这场革命的主体。正因此,农民问题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与革命运动的钥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问题,不能造成农村社会的大变动,因而也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唯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农民问题,并以农民为主力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与理论阐述,即展示了我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轨迹,从其发展过程,我们亦可管窥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若干特征和原则,并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论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突出问题,而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当前,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成败的大问题.一、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农民积极性的发挥问题,即农民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积极性的发挥问题,其实质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妥善地对待农民的利益,是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群众关系的根本问题.经济上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是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建立、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民的利益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革命年代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富裕问题.要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突出的是解决农民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问题,核心是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

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及其原因探析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在中共历次修改并通过的党章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因而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最大;共产国际政策的全面"左"倾;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错误分析;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乃至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