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芦湾人”的历史变迁

这是一个家族的苦难历史，也是回回民族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些回族老人说，他们是苦芦湾的人。“苦芦湾”在何处？为什么老人们对它是那样的怀念？这些问题常常挂在我的心头。这几年，因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一些“苦芦湾”人后裔，也看到了一些历史资料，在人们的言谈中，在一些星星点点的文史记载中，我才了解到了“苦芦湾”这个地方，了解到了“苦芦湾”回民的来龙去脉，也更使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回族同胞提起它是那样的辛酸，那样神往……     

黄河上游筏客子

在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居住着一支马姓回族,俗称“库芦湾”人。据“库芦湾”人祖坟石碑记载,明朝初,陕西渭南朗田坡有回族兄弟二人经商来兰州,安居在河口库芦湾,一代又一代繁衍发展到近万人。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封建王朝挑起了西北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矛盾,采取“以回治回”的残酷离间政策。桀骜不驯的回族人民,爆发了西北大规模的反清运动。为了避免当地民族间互相杀戮,“库芦湾”人西迁到河湟谷地民和境内的上川口等地定居。“库芦湾”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湟水河和黄河首先开始了放木筏和牛皮筏子搞水运生意。古时     

"东干"名称探源

历史上的"东干"一词曾用来指称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东干"一词既不是突厥语"留居"、"转变"之意,也不是从"东甘"、"潼关"、"敦煌"、"东岸"之类的地名转变而来."东干"应是陕甘方言"东安"的音变,原指陕西东府地区,当地人(包括回民)以"东安人"自称,维吾尔等突厥语族借用来指称清乾隆年间以后迁入新疆的陕甘回民.同治元年回民起义首先在东府地区爆发,新疆维吾尔族和俄罗斯人遂用"东干(安)"称参加了起义的西北陕、甘、宁、新广大地区的回民,"东干"成为陕甘回民的别称之一.     

关于Hmong人家族组织的文化生态整体性研究

家族组织作为Hmong人最为重要的制度原则与社会组织形式之一,是由血缘和共同先祖记忆等为纽带组织而成的、层级化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同时,不同的家族之间通过姻亲关系关联为更大意义上的亲缘关系共同体网络。Hmong人家族组织的结构形态由大及小可以视为四个层次:家族、亚家族、房族、家户。四个层次之间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可以有效调节内部环境和弹性应对外部环境的整体性文化生态系统。     

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今天生活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大约有13万,他们原本是清朝末年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在白彦虎等几位首领带领下逃亡中亚的陕甘回民后裔。由于他们迁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环境,并与内地回族在完全隔离的状态下生活了130多年,其语言、文化等受到相邻民族文化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们仍有较强的回...     

中亚东干族文化名人叶塞

中亚东干族是移居到前苏联中亚地区的陕甘回民后裔。其主体是清同治年间反清回民义军的第四、第五代传人。近10万东干族是中国穆斯林在境外的优秀群体，在国外100多年他们始终保持中国及西北回民的传统文化。这方面颇有成就和影响的是叶塞。叶塞·朱玛佐维奇·伊斯玛洛夫1949年9月24日出生于中国境内伊宁市巩留县的一个回民家庭。祖籍陕西渭北人，姓杨（他只记得是清河边的人）。其曾祖父弟兄三个，1862年都参加了白彦虎领导的反清义军。起义失败后全家数十口人随白部转战万里，于1877年到达喀什。这时清军对这批义军的既定方针仍是斩尽杀绝…     

家族记忆与集体人格

记忆可以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追索其中事实的一面和表述的一面,它不仅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的建构的结果,以保存和延续他们认可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规范。家族的集体记忆成为了形成集体人格的文化背景,在抽象的人格结构背后真正为我们所观察和掌握的就是记忆。南村的历史表明,家族性格来源于记忆,我们能够在过去的记忆中追索现存体验的更丰富内涵。     

奉献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镇的回民多是600年前由福建泉州迁来。多好的泉州湾,祖先们是为了跟谁赌气?竟扔了梦境,寻了实境,远来山东? 他们是为土而来。淄博土做成胎,投进火中烧制,再出来时便是那细白细白的瓷玩了,直把人眼看馋了。这就是说,淄博土好,好得出奇。淄博金岭的厚土留住了泉州湾的穆斯林。为这金岭的土地,光绪年间,回汉人民纷纷加入义和团,揍倒过西洋人。抗日期间,他们跟了共产党的队伍,组成了回民支队,打垮过东洋人。     

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以云南石林彝族撒尼村寨月湖村为例

民间口头叙事是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是为强化群体认同和巩固群体凝聚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达.本文通过对一个彝族撒尼村寨世代相传的地方性传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月湖村人对本村寨历史的集体记忆和革根阐释,进而说明"小地方"的口述吏不仅隐藏着"大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表达了村寨共同体以及家族力量时村寨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与平衡.     

试论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眼中的新式回民教育

新式回民教育在回族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文中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包括回族知识分子、回族群众、社会名人眼中的新式回民教育,回族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积极倡导新式回民教育并为之努力奋斗,而回族群众从最初坚决排斥到逐步认可、接受,这反映出新式回民教育在这一历史时期较好地处理了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实现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同时,努力学习先进文化,从而为谋求本民族自身的发展所作的积极努力。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倾注深情写民意——记洪湖市政协委员、老湾回民事务管理委员会主任魏宏斌

2009年2月7日,在洪湖市召开的政协委员表彰大会上,洪湖市政协委员、老湾回族乡回民事务委员会主任魏宏     

会通中的并接:中国伊斯兰文化区域性特质的建构——以拉萨市八角街回族穆斯林夺底沟"抓饭节"为例

伊斯兰文化作为渊源于异域的宗教文化,在传入中国国土后,面临着一个与区域本土文化适应的历程.多向的采借与吸纳成为了伊斯兰文化在异域空间中获取生息的关节要件.旨在中国国土扎根的伊斯兰文化,借用了所置身区域的本土文化,在会通之中将自身的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并接,最终形塑凝炼成一个兼具多重特色并举特定时空中的符号.于每年一次在夺底沟回民穆斯林墓地举行的拉萨回民的"抓饭节"就是伊斯兰文化在直面特殊区域的过程中,对藏文化采用会通性行为而嫁接成的必然产物.     

六十年的执著与坚守——马通先生自选文集《边塞纪事》读后

一20世纪40年代,位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为了方便校内穆斯林学生的就餐而设立了清真灶。为了管理清真灶而成立了"回民同学会"。"回民同学会"是由穆斯林大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有理事数人,来自甘肃张家川(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法律系学生马通被推选为理事长。马通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冯虚(冯增烈,1926—1996)等人,创办了一份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与伊斯兰教的刊物——《新录》。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办刊经费依赖穆斯林学生的捐助,经费十分困难。1949停刊,前后出版四期。主     

中亚回族民间文学探析

中亚回族即东干族,是清末由中国西北地区迁移到中亚地区的一批回民及其后裔。中亚回族中至今流传有很多民间故事和民间谚语等。其民间文学丰富多彩,既保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也具有东干族的民族特征,充分表明了中亚回族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坚守。     

城市边缘孤独的守望者——白银区"回民小村"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

"回民小村"地处白银区东北部城乡交界的边缘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居民构成、生计方式、受教育水平等内生性因素与来自于城市本身的排他性等外生性因素共同作用,把它从单纯的地理边缘推到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多重边缘.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使之陷入发展的尴尬,"边缘--愈边缘"的恶性循环使得小村居民的生存与发展经受着来自自身与外界的双重考验,最终不得不选择群体认同的内卷和城市社会的隔离.     

“邦达昌”反叛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家族建构过程中的认同与区分——以鄂西南谭氏为考察中心

宋元时期,谭氏已成为鄂西南地区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大姓家族,但他们在清代中后期进行的家族建构过程中普遍形成了移民认同,并在家族内部形成"六大房"、"八坪谭"、利川谋道谭氏三个不同的认同中心。虽然他们在建构不同认同中心边界的时候形成了体现相互区分的表层历史记忆,但在深层的历史记忆中,他们仍有共同的祖先认同和地域认同。从谭氏家族建构过程看,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记忆有建构性的一面,也有根基性的一面。通常,在建构的历史记忆背后还有根基性的历史记忆。     

略论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

1935年7月至1936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胜利到达西北地区。由于西北地区是回回、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并"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①,因此,"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争...     

作为身体实践的社会记忆——读《社会如何记忆》马红艳·作为身体实践的社会记忆——读《社会如何记忆》

"身体实践"是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这本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保持问题时的一个专有名词.既然存在一种叫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东西,那么我们通常就会认为,"社会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无非是通过文字,口碑、仪式和文物来表现,这些都属于传统的"历史"或者"文献"的问题.同时作者也提到了艺人表演时以口耳相传、口传心授来传承社会记忆的方式以及乡村的口述史对于传播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