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圣经文学研究20年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圣经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无人涉足的学术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复苏,逐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从圣经文学综合评介、圣经文学专题论述、《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扼要总结了中国圣经文学研究20年来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论《圣经》中的创世神话及其他

《圣经》是在全球范围流传最广 ,印数最多的一本书 ,它对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的影响渗透到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要研究外国文学就不能不研究《圣经》。在《圣经》中有许多神话和传说 ,也有许多重复和相互矛盾的地方。本文以《圣经》中《创世记》为结点 ,比较了其叙述矛盾之处 ,并试图解释其原因     

《圣经》中的诗歌及其美学结构

18世纪 ,RobertLowth花 9年时间 ,最早发现了《圣经》中的诗歌和它的 4种词义结构。而这些成果从来没有在我国介绍过。《圣经》诗歌的平行结构 ,类似于中国的对联 ,但前者比后者约早 10 0 0年左右。从认识《圣经》中的诗歌及其平行结构入手 ,有必要重视对圣经文学的内涵及其对世界文学影响的研究     

亚当和夏娃的神圣使命——从《红字》中窥探《圣经》原型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是一位基督徒,其成长经历深受《圣经》的影响,作品《红字》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圣经》情结,在故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方面借鉴了《圣经》原型,故事情节方面也巧妙化用了《圣经》典故,并将《圣经》中的U型叙事模式予以灵活展现,整个故事无疑体现了《圣经》文学元素的存在。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圣经文学背景

本文以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范本,提出了圣经文学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围绕演说内容,介绍了圣经文学的常识,从故事、语言、修辞等方面剖析了这一经典之作的圣经文学背景,从而为更好理解作品提供了途径。     

神话与意识形态

《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是加拿大的诺斯洛普·弗莱的力作。在此书中弗莱一再重申他坚持毕生的批评理念--即从神话与文学一致性的原理出发,寻找文学与神话共同的形式上的结构规则,从神话入手去把握作为整体的文学之结构规则,并将对神话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扩展到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再认识,弗莱对《圣经》与文学传统内在联系的深度洞察,既体现了其对西方文化的精神源头的格外珍视,也丰富了我们对古老经典文化内涵的深层理解。     

仿真技术在专业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异象手法是《圣经》中最具“圣经特质”的手法和表现技巧。它既体现了圣经文学寓抽象于具象、寓世俗于超验的文学思维模式 ,又展示出圣经文学想象奇幻、描绘生动的审美品性与价值。《圣经》中的异象手法对后世犹太作家有很大的影响。     

圣经中隐喻多元模式的认知探讨

隐喻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圣经文学中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常规叙事手段。文章通过探讨圣经文本中单物单喻、单物多喻、单喻多物等多元隐喻模式,对圣经文学,尤其是福音书中耶稣传道时所采用的各类隐喻语言进行分析,揭示对圣经的隐喻性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和修辞学意义,更是符合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认知手段。     

从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看圣经诠释的堕落与拯救

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批评方法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者期望通过新的方法触及《圣经》真实以获取新的意义。然而方法的不断变换也正揭示出人自身的限制,使圣经诠释不断面临困境。人们无法获得《圣经》原初的、确定的意义,却不断地在自身的参与中产生出多元的意义,继而在其中寻索上帝。从无法确认上帝原意的意义上讲,圣经诠释是一种堕落,而从人“处于限度中”的存在境况而言,诠释又是探索上帝话语、获取自我拯救的希望所在。多元诠释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学者应以谦虚的心态并积极参与到诠释中去,在新的境遇下,携手走向拯救之途。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圣经叙事模式及其承载的主题寓意探析——基于弗莱之圣经叙事研究

弗莱在论述圣经叙事模式时留下了诸多空白之处,尤其在U型模式的优越性及其承载的圣经主题寓意方面。实际上,圣经叙事采用U型(而非环形)模式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圣经的性质(追求超越感和线性时间历史观)和叙事准则(意识形态控制其叙事)决定了其叙事模式,而反过来U型(及倒U型)叙事模式在深层次上传达并实现了作品的宗旨和主题寓意:信念和盼望等精神力量的宝贵以及对善恶冲突论的基督教式诠释。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从圣经看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美国新当选总统就职时,都要手抚《圣经》宣读誓言,然后发表就职演说。为了唤起民众接受并支持自己的施政纲领,就职总统大都在演说辞中浓墨宣扬基督教思想文化,引用《圣经》典故格言,效仿《圣经》文体风格,以使演说威严、庄重,更具感召力。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通过“利维坦”获得拯救——《利维坦》第三、四部分释义

针对中国学者对霍布斯的经典著作《利维坦》第三、第四部分,即《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和《论黑暗的王国》重视不足,重点解读了此两部分。都铎王朝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成为了新教国家,这使得人们的得救观念产生了混乱,即对谁是《圣经》的权威解释者产生了疑问。鉴于此,霍布斯在《利维坦》第三、四部分里试图重塑《圣经》解释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世俗主权者。     

布莱克的反律法主义宗教伦理观——《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之圣经解读

从基督宗教伦理观出发,将预言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置于圣经背景下进行观照,可以揭示布莱克的反律法主义信念。布莱克否认律法的重要性,从人本神学观出发对圣经进行重新阐释与改写,其反律法主义宗教伦理观在该诗作中体现为对圣经教义的反叛,以及对性爱的开放态度;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也成就了其诗歌形式上的自由。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

中古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发端于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惟经是从”的学术活动与罗马教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一传统日益封闭与僵化，并步入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社会的新变动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冲击，这一传统逐渐丧失了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人文主义者否定教廷钦定的《圣经》拉丁文本的权威性与经院哲学家主观臆断的学风，不仅力图使《圣经》版本的民族语言化与《圣经》传播的平民化，而且致力于发掘《圣经》的历史内涵与伦理精神，并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正统神学的理论基石，否定了教廷权威及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变革，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思潮的萌发，促进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