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方法论新范式:统筹教育论纲

目前教育公平化缺乏面向"中国问题"的体系——方法论转型研究,缺乏一个宏观的核心治理体系作为公平研究的独立框架支撑,缺乏一个严格方法论上的治理策略指导。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方法论新范式:统筹教育论,其形式是对中国教育公平研究作初步的范式转型处理,其目的在于深化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治理。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本文简要清理总结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现有的几种研究范式,提出了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及其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思路与框架:判明历史方位、准确捕捉中国问题是基础,深入揭示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是前提,凝练核心理念引领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     

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无疑处于初创阶段,研究范式的讨论对于该学科沿着规范轨道生长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决定了范式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注、解读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解读中国问题,可以从哲学高度认知,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境遇定位,从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观照,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揭示。中国问题在于现代性的缺乏的根本特质决定了打通问题进入范式并形成问题范式之通道,以理性多元、立宪民主和公民理性为基本维度的公共理性成为极为重要而有效的理念诉求。以此为范导,立足中国语境,可以也应该构建起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式新解”——来自“新教育学”的启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在“新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望取得“范式新解”,从本体论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概念重构、实践视角切换以及多元学科融合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与学科视域的转变;从认识论维度看,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运动与外部环境变迁,全面审视范式困境,有助于强化与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底蕴与生成逻辑;从方法论维度看,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式,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缺陷,以此为突破口精准治理系统缺陷,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优化。借鉴新教育学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谋求创新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论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结构和新秩序

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如何治理资本逻辑与劳动者价值创造规律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协调和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劳动创造价值伟力与资本激活市场活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三力组合”充分激活,构成新结构,形成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贯穿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全过程、全要素和全方位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也是建构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新结构和新秩序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为了确保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拥有新秩序、取得新进展,必须有科学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基础、合理的结构安排与力量输出、优质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激活、科学的精神智慧与文化支撑、强劲的动力源泉与动能供给、有利的外在条件与善治环境,这样才能确保高效的治理组织与社会运行始终处于善治态势。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研究范式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方法论自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指“加速”,更指“高质量”和“高境界”,因此需要方法论自觉。其中核心环节就是学界要站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方位上,明确肩负新时代根本性使命,即深刻梳理和总体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研究范式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教育公平:符号、工业化、“拟真”与乌托邦——一个“生存论教育公平观”的哲学批判框架

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中心主题,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目前,学界和政界普遍将教育公平仅仅当作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法制规约、推进教育发展与保证民主权利的工具治理层面,而没有将教育公平看作是与人生存相同一的哲学价值层面,没有把教育公平深入理解为是与构建现代性生存——平等交往关系相一致的超越现代性异化的文化拯救途径,从而不自觉地陷入到了被勾勒抑或被幻觉的教育公平前见式框架之中,陷入到了与符号一致的教育公平改革的快餐消费之中,陷入到了被资本和信息包围下的工业化与符码"拟真"化的教育公平虚幻构境之中,如何拯救被蒙蔽的教育公平?在后形而上学式的教育乌托邦理想中建构起"生存论教育公平观"或许是教育公平摆脱彩绘化和狭义化理解的根本,而这自然离不开动态的理论追问和持续的哲学批判。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试论新形势下广西教师教育新体系的建构

从宏观战略的高度审视了广西教师教育的现状,阐述了广西教师教育新体系建构的目标和思路,揭示了其开放性、提升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超越“范式”：国际问题研究的路径探微

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一种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多重视角、多种层次研究的趋势,它给予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反过来说,不同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具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必须提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精到的阐述,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论高校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构

高校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并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文件,建构起以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共同参与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与微观两个基本框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特色与法治构成其逻辑起点、出发点与关键支点.     

规划治国：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五年规划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运用规划(计划)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依据,以科学合理地制定阶段性规划蓝图并予以有效贯彻落实为主线,以规划的体系化建设为重点,以党政分工、纵横转译、行动落实和评估考核为运作机制,以发展秩序、空间秩序和治理秩序为价值追求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兴国兴世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规划治理范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定科学可持续宏观发展战略的制度优势,构建将近期发展目标与中长期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融规划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职能于一体的治国理政能力,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规划治国范式所蕴涵的规划编制、规划落实、规划效果评估、规划图景展望等内容,已成为书写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精彩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唤“中国新教育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我国出现一股以新作为标识和价值取向的教育改革浪潮,这是新时代发展要求在教育上的反映,也是世界力量中心转移、中国崛起在教育上的体现。为了应对这样的时代要求和挑战,我们有必要发起一场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为数众多的新教育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加强对话交流和学习借鉴,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出现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呼唤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出现就是要致力于追求教育意义上的中国世纪的形成。     

“新殖民主义论”与中国外交应对

近几年,某些西方人士在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歪风,歪曲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和阻碍非洲民主化进程。这些论调反映出这些人士对中国的误解和猜疑,暴露出他们仍以冷战思维敌视中国,对中国推行价值观外交,也凸显了这些国家对与非洲关系疏远的焦虑和离间中非关系的目的。对此,中国外交应从理论上剖析和批判这一论调,实践上采取有效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从而进一步推动中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学说与西方"范式"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结构或体系建构学说及其"逻辑方法"或"辩证方法".是马克思的第四个重大理论贡献和伟大"发现",也是我们着力挖掘的宝贵的理论遗产.理论张力在于:它是构建中国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的研究有若干新进展,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体系构建学说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范式"论的倾向.这种"范式"热蔓延到国内学术界,其具体表现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多元化,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后一种倾向.本文在比较这两种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框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学说为指导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中国社会转型制度研究的新范式:“互动式”研究

制度研究存在多种范式,以往无论是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焦点或理论前提都集中在了制度上,而忽视了行动对制度能动的反作用,致使其理论视野"作茧"于制度本身。在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研究中,应当克服以往"单向式"研究的不足,努力融合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优长,把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要研究制度对行动的限制,又要研究行动对制度的反作用,从制度与行动的双重关系这一实践逻辑入手,用新的范式——"互动式"研究来代替以往的"单向式"研究,进而明确制度与行动是不可割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