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论两汉的神怪小说和历史小说

“小说”在汉代有着相当的发展和流传.西汉的神怪小说更多带有“仙话”的色彩,刘向《列仙传》以“神仙”小说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让王公大人所瞧不起的下层乞儿和劳动者,也能涉足成“仙”境界——这是一个新特点;东汉的神怪小说神话成份逐渐为异闻怪说所取代,表现出一定的“志怪”特点.汉代还出现了《燕丹子》《吴越春秋》这样铺衍史事、糅合民间传闻而创作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其情节结构、描写技巧和人物塑造,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内容,而提供了如何借历史为小说,在史实和民间传闻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和虚构,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成功经验.     

郭盛小说的“黄土村情结”

郭盛的小说集《远山一片苍凉》，充分体现了作家的“黄土村情结”，他关注的是社会最底层、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小人物，透过他们的灰暗生活，传达出一种苍凉的人生况味。郭盛小说还透露出与城市的疏离、对立，这既有“个人无意识”的宣泄，也是民族心理的积淀。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心学”对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心学”的一些重要思想给明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对小说的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小说的艺术风格具有深刻影响。一些经典名作,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的价值取向等都带有“心学”鲜明的烙印。     

小说学与“长时段”:论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学

民国学者胡怀琛著有《中国小说研究》、《中国小说概论》、《中国小说的起源与演变》等普及型文学史著作,其研究理念与著述体例有别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学以小说类型为经,以时代为纬,讲求小说学与小说史学的融合互渗,注重把握小说文体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宏大结构。胡怀琛以现代意义的小说观为参照,重新整合经史子集中具有"小说"意味的文本,藉此重新发现中国的"小说",并重建各种历史文本与文类的关联性和有序性。胡怀琛将"长时段"的历史思维与解释方法运用于中国小说史研究,从"形"与"质"两方面勾勒出中国小说历史演化的基本轮廓。     

走出“私小说”阴影的中国“自我小说”

中国“自我小说”虽然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可两者之间更有某种质的差异 ,这主要表现为中国“自我小说”还受到俄国文学、法国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多元文学的联系与比较中对“自我小说”作一系统阐析。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如此“学术品位”——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宁稼雨所“撰”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意图超越包括《中国文言文小说书目》在内的许多小说书目和词典,但他著录一些己见著录、仍然存在并很容易见到的小说动辄云“未见著录”、“已佚”和“未见”,在小说的分类、类型问题上,也表现得轻率和随意。更让人怀疑他的“学术品位”的是,他的《提要》不但没有“尽可能标明出处来源”,而是大肆“掠美”,其中抄自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二书的内容最多。     

《孽海花》“谴责小说”之异见

将作为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第二次高峰期的清末小说，仅用"谴责小说"来界定描述，有笼统简单之嫌，而将《孽海花》许为此类小说之代表作品也有商榷之必要。"谴责"只是一种"时期风格"，经过曾朴整理增撰后的作品，却在不失其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其立意重在纵向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横向的社会图景，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明显不同。     

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

晚清“新小说”于1902年前后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同治初年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小说的出版市场,虽未对新创小说产生明显推动,但却因传统小说遗留的潜在市场迅速完成了中国小说出版技术的更新换代,对稿源的需求也随之陡然增加.当1898年前后传统小说出版市场饱和以后,出版商面临稿源奇缺的严峻考验.而恰在此时,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造成了社会政治及文化风尚的巨大转变,翻译小说因西学的强势输入渐为国人所重,为开启民智,社会对创作新型小说亦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梁启超《新小说》的成功示范让正为稿荒发愁的出版商看到了新的生机,一时翕然向风,从而使“新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崛起.由此可见,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偶相交汇构成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山海经》与“小说”亲缘关系之建构

《山海经》在中国知识体系的构架中几经迁移,由数术略形法家移植到史部地理类,转而又与“小说”这个类目建构了亲缘关系。《山海经》与“小说”完成对接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于,它叙述“遗事”的体例特征,怪、异的美学风格,以及诞、幻、虚的成书性质。《山海经》还与《穆天子传》《搜神记》等聚合成为知识统一体,这成为《山海经》与“小说”形成亲缘关系的外缘推助力。《山海经》演化成为中国“小说”的源头,这实是承续、顺应了它在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归类逻辑,以及运动轨迹。     

鲁迅论中国小说艺术审美接受误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论著中认为,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假小说以施诬蔑”、“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角色”、“乱改”、续作等审美接受误区,并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     

论方方小说“三白”中人的距离感

“新写实作家”方方在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中，应当算是一个不断把握又不断超越自己的人。1986年发表《白梦》以后，其小说风格发生了改变，愈来愈变得沉潜、冷峻和深远。《白梦》、《白雾》、《白驹》这三部中篇的发表，评论界开始注意到方方对生活“原生态”的写     

“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

颓废的心理情绪,是“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性情绪形态,它较广泛地存在于“五四”文学之中。本文从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及“五四”特殊历史现实土壤等方面,着重分析了“颓废”在“五四”小说中发生的根源,认为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没落士大夫情结是“五四”作家接受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传统依据和心理基础,而“五四”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颓废”心理情绪适宜的生长土壤。     

文学选刊与“新写实小说”的兴起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性选刊在“新写实小说”潮流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发现作品、集结作品、归纳命名、推波助澜等方面：上述作用的发挥与选刊自身的媒介特性与作用机制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