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易学与《秋声赋》的天人建构

《秋声赋》行文跳跃起伏,思路貌似无迹可寻,实则建立在欧阳修易学理论的基础上。欧阳修易学的天人观念,具体表现为阴阳消长的天道观、阴阳斗争的人事观和复杂的天人交互理论,后者又包括了天道与社会、社会与个体、天命与性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天、地、人三者交互理论。《秋声赋》充分发挥了其天人学说,从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了气运、时运与命运,展现了动静、盛衰和生死,贯通了众生、社会和小我,深究了忧乐、得失和吉凶,是欧阳修易学思想的高度提炼和文学化表达。它并非仅仅是欧阳修抒发个人身世之慨或政治上消极悲观的产物,而是根植于哲学修养上的文学英华。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黠鼠赋》作时蠡测

<正> 苏轼《黠鼠赋》作时,有少年、成年、晚年时期诸说。愚意为晚年儋州时期作。首先,赋中怍者自称“苏子夜坐”,“苏子叹曰”。“子”为对男子尊称。《谷梁传·宣公十年》:“其曰子,尊之也”。如孔子、荀子等。宋人文毒中自称“某子”也都指中年或晚年。如欧阳修《秋声赋》中自称、“欧阳子方夜读书。”那是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论《西藏赋》在赋史上的地位——《（西藏赋）校注》序

听万兴来电话说《（西藏赋）校注》项目完成，我十分高兴。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它大大拓展了赋研究在地域上与题材上的关注范围，对于广大读者在文学欣赏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西藏、了解西藏的山水原隰、文物古迹、宗教信仰、生活风俗等也提供了便利。而且，《西藏赋》作者和宁思想中一些卓越的见解，也便突显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边疆舆地赋研究的新创获——读《〈西藏赋〉校注》

池万兴教授的新著《〈西藏赋〉校注》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赋学研究的一份最新创获，可喜可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乾隆御制《盛京赋》道夫先路，接着又相继涌现出大批作品，如纪昀《乌鲁木齐赋》、吴兆骞《长白山赋》、王必昌等同名《台湾赋》、高拱乾等同名《澎湖赋》等等。     

东坡赋的艺术特色

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上的主盟人物。他富于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在自己所纵横驰骋的各个文艺领域,几乎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在赋体文学方面,他沿着韩愈、杜牧开辟的散文化的路子,在欧阳修赋体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赋的体制,使颇受形式所束缚的赋体文学得到新的解放——他既吸收了赋体本身一些固有的艺术特长,又把散文的若干写法带进赋的疆域,提高了赋的表现能力、艺术技巧和感染力量,从而增强了赋的艺术生     

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     

试析刘勰论赋的几个观点

赋为非诗非文、似诗似文的一个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样式，自先秦产生以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日益发展而兴盛一时。在此期间，虽然有不少人，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曹丕等，对赋发表过种种的看法和见解，但多是较为零碎、片断的议论。真正对赋体文学开始进行专门研究，并在理论上作出较为全面、系统阐述的，则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诠赋》篇，集中探讨了赋体文学。另外，他在其他篇中，如《群骚》、《时序》、《夸饰》、《才略》等，也涉及了赋的问题。这些构成了刘勰颇为完整的赋论体系。刘勰在《文心雕…     

诗意栖“居”：从潘岳《闲居赋》到沈约《郊居赋》

崇尚清静优雅的山水自然，标榜避世闲居的隐逸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无论是身体力行、投迹山林的真隐士，还是高居庙堂之上却企慕江海之志的附庸风雅者，均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诗意栖“居”情结。而其中对于“居”为核心的哲理思考充分体现于这时期的三篇大赋：潘岳的《闲居赋》、谢灵运《山居赋》和沈约《郊居赋》。对以上三赋的主题思想、隐逸情怀及其哲学选择进行粗浅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这时期文人的政治文化心态。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

<正> 汉代最宏伟的诗篇是京都长赋。在萧统和其门客所编的《文选》中,赋被排为第一种文体,而赋的第一类即为“京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又被列为首篇。萧统如此看重京都赋,大概是吸收了著名理论家刘勰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认为,赋中类似以京都、宫殿、苑囿、畋猎为主题的篇章,其功用是“体国经野”。这一叙述,本来自《周礼》首章《天官冢宰》,它反映了赋的思想,即不管什么题目,赋最关心的是国家,广而言之,就是王朝和帝国。因此有关京都的赋比有关游历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梦境书写与梦幻主义:汉赋创作的新路径

汉赋中涉及梦或者描写梦境的赋作主要有《梦赋》《悼李夫人赋》《长门赋》《幽通赋》《思玄赋》《髑髅赋》《检逸赋》(残)七篇。汉赋中的梦境书写方式主要有三种：借梦设喻、以虚写实、结构文本。以梦入赋,用梦幻手法进行创作,是汉赋在写实和夸饰之外的又一路径,对于汉赋的主题构思有着重要的作用。汉赋中的梦境书写与梦幻主义在深化赋作主题、扩大赋的表现空间、丰富赋的美学意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江西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黄庭坚的词论

宋词中也有“江西一派”之说。晏殊不讳言自己写情词，但以为其词情与柳永有品位雅俗的区别。晏几道为《小山词》撰序，是宋代词人第一篇为自己词集作的序言。序中主张词要抒写个人的感情，与宋德“文以载道”之说以及宋诗中说理之风迥异其趣。欧阳修自称“情痴”，蕴有探讨人性根本的哲学意义，闪烁着批判禁锢主义的思想光芒。黄庭坚词论突出晏几道的“痴”，更是欧阳修“情痴”的扩大，表现出一种违抗“道”、“法”的精神。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论《洛阳伽蓝记》对京都赋的接受

《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与京都赋同属表现帝京空间之美的作品。《伽蓝记》以记寺庙为纲,展开对故都洛阳的全方位描绘。《伽蓝记》对京都赋多有借鉴,描绘景物多为四字句,整饬典丽,又运用赋笔铺叙物产之丰饶,具有夸炫特色。京都赋的大一统思想、颂美及讽谏之旨,也为杨衒之所继承。《伽蓝记》也运用了主客问答的模式,以强调北魏华夏正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