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与保护:中国首座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处境与对策

贵州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是中国和挪威两国的国际合作文化项目,作为亚洲和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其实践的意义重大。原本想通过建设生态博物馆保护和传播梭嘎苗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当地经济,可是随着苗寨与外地的交往频繁,苗寨生态文化正在发生一些现代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同博物馆举办的初衷有悖,博物馆进退两难。著者认为在理论上讨论清楚这件事,是博物馆可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否则生态博物馆将自身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况中。     

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

该文介绍水族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立、传统特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理标志双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扶贫开发、生态博物馆建设等方面,探讨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提出了几点相关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生态博物馆建设--以海州五大宫调保护为例

信息手段和内容的革命引发了全球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浪潮,从而成为了各国开展文化保护的重要发展趋势。如何运用现代手段加强对传统非遗文化项目的保护和利用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在探索中前行,建设生态博物馆是诸多行之有效的重要传承保护方式之一。海州五大宫调数字化生态博物馆是我国首个此类型的博物馆,通过解剖、分析其实施构想、内部解构和具体方式,把握其运行规律,对我国运用建设非遗数字化生态博物馆方式开展非遗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理想与现实之间:生态博物馆法律地位的尴尬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态运动和民主化浪潮的产物,是对传统博物馆模式的超越。其核心理念是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原地保育和社区参与。与西方国家的生态博物馆相比,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多是在文博学者的倡议和设计下,由政府部门主导而成,肩负着社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改善的重任,在功能、性质、实际监管单位等方面处境尴尬。此外,受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主人",其文化主体意识有待提高,相关的制度保障也有待完善。为防止我国生态博物馆在发展初期因缺乏规制而异化,丧失其"文化遗产保存和保育"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行文物保护法中的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规范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另一方面,完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制度,循序渐进地确立传统文化社区的文化遗产权也是必要之举。     

内蒙古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分析

内蒙古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活态传承和保护的有益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后继乏力，发展情况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律视角来看，缺乏法律规范，没有专门的规范约束，社区居民主体地位不明确，利益分配不清晰，是阻碍内蒙古生态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因素。借鉴国外生态博物馆建设和运营的先进经验，立足内蒙古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实际情况，应当加强地方立法，尤其是利用地级市的立法权或者通过村规民约等形式理顺法律关系，明确社区居民的法律地位，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有效保障和促进内蒙古生态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     

生态博物馆学与综合遗产管理程序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受到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但无论讨论的结果最终趋向于何种理论,文化保护的"方法"都显得尤其重要。英国学者杰拉德·克塞恩教授的生态博物馆学理论提出了一个由政府、机构、村落(社区)、原住民、文化遗产和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组成的立体架构,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原生性、完整性的"原址"保护方式,这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建立可持续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浅析我国民族特色生态博物馆特点及发展

本文研究生态博物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特点生态博物馆如何开展遗产保护活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和发展的特殊性、生态博物馆内各相关人群的互动、生态博物馆与所在社区的发展等问题亦是本文重点探讨的相关内容.     

文化遗产型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潜力评估

旅游业已经成为古镇、历史街区、农业遗产社区和生态博物馆社区等遗产型目的地提质转型的重要手段,对其旅游发展潜力的评估能较精准的找到其发展的限制条件。基于du Cros模型的替代评估模型,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为测试对象,通过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从文化、物质、产品和体验价值四个组成维度对其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估。被测试的四个生态博物馆中,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的旅游发展潜力最高,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和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的文化和物质价值得分都较高,但在产品和体验价值方面得分一般或偏低。最后,发现了阻碍其潜力发展的制约条件,并讨论了建议对策。研究可为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及其它文化遗产型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海州五大宫调数字化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运用

海州五大宫调是2006年被确认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运用数字化生态博物馆的形式对其进行保护是现代生态文化保护具有创新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该博物馆注重项目主体的文化、社会双重功能,将传统文化保护利用与现代管理、现代传播技术有机结合,即顺应了海州五大宫调的现代传承需要,为项目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也为社会化推广运用提供了经典范例。     

基于生态博物馆的民族文化景观旅游开发研究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颖的传统文化保护手段,对民族文化景观的旅游开发具有示范效应。生态博物馆开展文化生态旅游具有必要性,生态博物馆的民族文化景观旅游开发应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并遵循保护第一、科学规划、入乡随俗、重质不重量、使用付费与回报社区等原则。     

博物馆叙事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物质遗存收藏之地的博物馆与流传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原本存在着一条鸿沟。20世纪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概念被提出,强调对活态的技艺、流程等因素的关注与研究,保护与传承特定人群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认同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随着西方语言学中的"叙事理论"介入博物馆领域,也引发了博物馆叙事的研究与实践。逐渐更新的博物馆叙事方式不仅灵活地实践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与方法,也积极拓宽了博物馆的应用领域,使其变成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贴近大众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     

略论西部大开发中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

重视生态、人文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点和突破口。而民族生态博物馆是进行环保教育和发展特色旅游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我国具备大力发展民族生态博物馆的诸多条件。加强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不仅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使社区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并且将成为进行环境保护的教育基地 ,从而在西部大开发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白鹤梁题刻博物馆修建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白鹤梁题刻是三峡石刻文献中的一种,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水下碑林”之称。三峡枢纽工程蓄水后,白鹤梁题刻将永久沉入江底。为保证水下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中国政府修建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为国际上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成功范例。此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合理引入最新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技术的同时,针对中国水下文物的具体特点,坚持自主创新,正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变形的 "文本"--梭戛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

1988年10月31日,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该馆是中国和挪威两国合作的文化建设项目之一,其目的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长角苗传统文化艺术。2000年7月间,笔者来到梭戛进行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发现该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矛盾现象。4年之后,笔者再访梭戛,看到当年的矛盾现象不但没有得到化解,反而更加激化和突出,进而走向“变形”。对梭戛生态博物馆运作过程中存在矛盾作人类学的观察和总结,分析和探讨当今传统艺术保护的理论问题,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意义。     

论博物馆在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研究价值。对齐齐哈尔丰富、多元、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而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有很多优势。可以从博物馆功能和优势的发挥角度,探讨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原则及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关系视角,论述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一是博物馆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进行收集、整理与保护,二是博物馆自身形式的创新与多元化能够更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博物馆加强了与文化遗产原居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互动。     

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 ———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

贵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本土化的探索，“村寨／露天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以村落为单位的文化保护实践，与后来从国外引进的“生态博物馆”以及目前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把握住了文化保护的主体性。对这一已有20多年时间的文化保护实践项目的样本考察表明，村寨博物馆其实也是一种新农村建设运动。当一个传统的村落空间被置于博物馆话语之下时，村民便开始了一种“破冰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建构之旅。因此，哪怕是一个目标旨在文化保护的项目。也是一种不同于当地文化的异质文化传通，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社会力量的介入，它终究成为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甚至成为颠覆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动机。     

变形的“文本”——梭戛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

1988年10月31日，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该馆是中国和挪威两国合作的文化建设项目之一，其目的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长角苗传统文化艺术。2000年7月问，笔者来到梭戛进行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发现该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矛盾现象。4年之后，笔者再访梭戛，看到当年的矛盾现象不但没有得到化解，反而更加激化和突出，进而走向“变形”。对梭戛生态博物馆运作过程中存在矛盾作人类学的观察和总结，分析和探讨当今传统艺术保护的理论问题，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意义。     

建立中国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评估——张家界建立中国土家族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可行性调查

傩是中国古代驱鬼逐疫的宗教仪式,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 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延续至今已数千年。傩戏是傩文化的载体, 面具是傩戏艺术的重要特征。傩戏誉称为中国戏剧文化的活化石,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学科的学术价值, 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大量资料显示,我国包括传统工艺、民族艺术等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正面临后继无人、管理混乱和大量流失的严峻形势, 建立中国傩戏傩面具博物馆十分必要和紧迫。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博物馆的建立进行了全面评估, 对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