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湖广铁路借款

从1905年粤汉路权收回后湘、鄂两省筹款自筑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情况和当时两省经济发展的实力及对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等情况来看,当时湘、鄂两省绅商并没有独立筹款自筑粤汉、川汉铁路的经济能力;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也没有丧失铁路主权.因此,张之洞主持湖广铁路借款并非压抑商办铁路之举,也没有出卖铁路主权.     

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考察

1899年,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租借了广州湾。自其产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就对此进行了不屈斗争。广州湾租借地的收回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收回租借地的请求,但遭到了列强拒绝。随后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再次提出这种要求,法国承诺有条件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是在会后又拖延不交,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成为悬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收回租借地运动再起,中国政府亦提起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但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广州湾租借地收回提供了契机。战争结束后,中国正式收回了这个租借地。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斗争的失败及历史教训

太平洋战争时期，是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极好时机，中国政府曾就战后香港归属问题多次与英国进行交涉。由于种种原因，收回香港主权的目的没有实现。这次斗争的失败，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

山东主权的收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影响深远。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主要外交代表,参与了关于山东主权收回的国际交涉的全过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围绕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同列强展开激烈交锋,运用外交策略最终赢得谈判成功。顾维钧在这一艰辛的对外交涉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近代会审制度的始末——以租界中的会审公廨而谈

会审制度派生于领事裁判权,是一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制度,清政府作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没有收回,后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修约,最终收回会审公廨,结束了会审制度.     

晚清政府与商民在粤汉路事上的合作与纷争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赶造贯通内地的粤汉铁路,以杜绝列强觊觎利权.为弥补铁路建设技术和资金的缺乏以及制约俄法势力在华扩张,清政府不惜接受苛刻条件而将美国势力延入粤汉路建设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承筑粤汉铁路的美国公司不但拖延工程,而且违约将公司股票售给以俄法两强为靠山的比利时."速成干线"和"以夷制夷"策略的落空使中国朝野为之哗然,鄂湘粤三省商民自发支持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稍后,无法独力筹办路事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顺应商民的要求而同意干线商办.但是,干线商办同样因为资金、技术、经验和材料的欠缺而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远远不能达到清政府速成干线的预想.清政府权衡利弊后决定收回三省铁路商办权,由官方统筹规划、举借外债以速成干线.但是,国库的严重亏空以及政府威信的急剧下跌使得清政府无法完成"干线国有"的艰巨任务,相反还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张之洞与收回粤汉路权的斗争

张之洞在收回粤汉铁路权的斗争中与广大绅商民众的立场是一致的 ,即坚决要求废除中美奥汉铁路借款合同 ,收回丧失的粤汉路权。他不惜巨款 ,坚持力争 ,是这场斗争的主持者、指挥者 ,这是关心国家存亡安危、维护主权的表现 ,应予以客观承认     

沪杭甬铁路风潮中浙路公司的维权斗争

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浙江铁路公司联合江苏铁路公司,以<公司律>为武器,与英国银公司、英国政府及清政府展开了多年的斗争,以维护自己合法的投资权、增资权及用人权,坚持商办沪杭甬铁路,取得一定的成果.浙路公司的维权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立法的初步进展及中国资产阶级正趋于成熟.     

析滦州和开平两煤矿合并始末——评周学熙的维护矿权活动

周学熙是北洋实业的创办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人物。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安徽建德县(今东至县)人。他在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督办期间,除总办银元局、官银号外,还奉袁世凯之命,负责交涉收回开平矿务事宜。滦州矿务公司就是为收回开平而创建的。     

评中苏早期外蒙古问题之交涉

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是早期中苏关系史中一大交涉案，并贯串于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初期未见对此有所论述，近些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认为，当时苏俄政府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上的一部分，声明苏俄无意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则以武力支持成立独立的蒙古革命政府，分裂中国领土．其后又编造种种借口，拒不撤兵。这是搞外蒙古独立[1]．对此结论，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根据近年新发掘的史料对问题作些深人研究，以期得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一外蒙古原是中国的领土。其疆域大致东接黑龙江省，西到新疆阿尔泰山；南接…     

曾纪泽与赫德的争斗

曾纪泽是外交官,赫德是总税务司。赫德插手中法谈判、中英谈判、排斥中国外交官,引起曾纪泽的不满,以致频频将赫德不愿公开的信息透露给报界。在中葡澳门交涉方面,双方意见更是尖锐对立,明争暗斗,直至曾纪泽逝世。     

著作权语境中的收回权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著作人身权,收回权体现了对著作权的一种较高的保护水平。法律规定收回权不仅体现全社会对作者处分其作品的尊重,也体现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发生冲突时立法者的价值选择。文章对收回权作为一种第一性的权利,其行使应当无任何前置条件,收回权具有特殊的法律特征、收回权的损失补偿进行了探究。     

近代日本应对抵货运动的初试炼——以二辰丸事件后日本对外交涉为中心

1908年的二辰丸事件以中国屈辱受约而结案,引发了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为扼杀抵货运动,降低对华贸易的影响,以及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采取四面出击的外交手段,与清政府及英国方面展开交涉,并企图借助清在日的政治团体来平息民众抗日怒火。然而,清政府知晓民意难违,在抵货运动早中期未予强行禁止,日本交涉难获实际效果。英国基于本国利益而不愿为日本利用,在日的革命党与保皇派同样无意插手。日本外交对诸方立场判断的失误,显示出日本初次应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投机和张皇。     

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

近代中国东北是中外交涉的一个矛盾焦点地区。在诸多交涉中,铁路交涉是交涉的重点,并贯穿于东北对外交涉的全过程。近代以来,铁路开发、铁路借款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一种侵略方式。因此,俄、日把修筑和控制中国东北铁路,作为扩张势力和控制这一地区各项政策的首选。当殖民主义者把铁路开发作为殖民统治最有效途径后,铁路开发的殖民色彩就超出了它自身的经济开发价值。近代东北既急需铁路来促进经济、国防建设,又要拒绝外国通过铁路来扩张势力。因此,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关于中东路权益的交涉,是伴随铁路修建开始的,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中俄双方先后签订了《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交涉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结束。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为争取两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对苏采取了强硬的交涉手段,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致使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目标未能实现。客观分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初衷及强硬立场是正确的,但他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并接受蒋介石"武力接管"中东路的主张是错误的。从外交史上看,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侵蚀中国的电报利权,中方为维护和争回电报利权也作了种种努力。1883—1884年,中英关于如何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次交涉中,当时身为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力争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的电报公司最终于1884年在天津正式签署《福州电线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对此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16—1924年中日天图铁路交涉始末

由天宝山至图们江的天图铁路自1916年起，因其地处东北边陲，并与吉会路交织，成为20世纪初期中日路权交涉的一大难题，中日为此的纠纷达8年之久。自1916年到1921年底，交通部与日方围绕天图路的修筑与否及开工问题展开了长期拉锯战，但日方始终未能达到其筑路目的。1922年直奉战争后，日本利用奉系脱离北京政府的有利形势，集中以奉系为交涉对象，日本官方与日商互相配合，威逼利诱双管齐下，最终实现了天图路的修筑。天图铁路交涉过程，不仅折射出东北路权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凸显出国内政局变迁对中日交涉的重大影响。     

俄国退还庚子赔款研究述评

庚子赔款是近代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巨额赔款,其中俄国部分是最多的,占赔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十月革命后,北京政府对于俄国庚子赔款的收回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1917年底至1920年7月,北京政府三次决定停付旧俄庚子赔款,前两次因为列强的干涉都没有成功,直到1920年7月,中国才得以停付庚款。俄国庚款虽然对中国教育事业影响很小,但是此项庚款的收回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就庚款问题的交涉,加速了中苏两国的建交进程,促进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胶州湾事件的中德外交博弈—以翁同龢为中心

胶州湾事件中,针对清朝大臣李秉衡的任用、山东铁路修筑权及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赔款及租借胶澳问题,清政府与德国展开了交涉、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翁同龢据理力争,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但在德国强大武力威胁面前终究无法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命运。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