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

元末天下板荡,逃避世事于文人中已然成风。不同文人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的具体避世之法不同。概括起来,元末文人藉以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有五种:书画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元末文士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潮流的一种反映。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北宋人蜀文人地理分布与北宋文化状态分析

巴蜀地域在北宋统治地域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当时全国各地深具才干的文人纷纷被派入蜀.北宋入蜀文人主要来自福建、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入蜀文人已低于南方地区.北宋入蜀文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北宋时期的发展状态.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北宋文人的种竹咏竹之风及其文化意蕴

种竹兼咏竹,在北宋文人群体中成为一种风气。其中的为官者通过种竹与歌咏,为自己建构了一个处于繁杂政务、扰攘官场之外的青葱挺秀的精神世界。而士人化的隐士与释子经由种竹写诗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则具有了更多超脱凡俗的特质。与前代相比,作品数量大、作者分布广,偏于淡雅洒脱的君子格调,达到了人、竹相融相生的境界,乃是北宋士人种竹诗作及其所营造"竹世界"的三大特点,并对后世文人种竹咏竹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张方平其人及其谈兵之文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写下了许多谈兵论战的政论文。本文介绍张方平的性格特征。论述其谈兵之文所包含的军事思想,探讨张方平谈兵之文的儒学特色,借此一窥北宋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及特点。     

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

北宋前期,宣抚使沿袭唐代旧制,为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主持赈灾、安抚民众的朝廷使臣,在任务完成后即回京复命,设置较为少见.而在北宋中期以后,为应付与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及平定内部叛乱等需求,宣抚使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由安抚百姓的临时朝廷遣使演变为指挥地方多个路分军事作战的军政长官.随着职能的增重,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资历也日益升高,多为朝廷副宰相、枢密副使等军政大员,其设置更趋频繁,地方化趋势日益明显.同时,这一转变也促进了宋朝前线军政权力集中,有利于作战指挥,对于平定地方叛乱,维护宋朝国防安全和国家统治的稳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编修院初探

北宋编修院是封建皇权为进一步控制修史而设置的修史机构,隶属于门下省,其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实录、会要和日历,也兼有奉诏审阅和校正其他书籍、检索故事、为政府提供行政咨询的职能.编修院的设立时间应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编修院作为独立于史馆之外的修史机构,其所属官员挂史馆职衔,其主要职责也仅是纂修日历.而国史、实录和会要等书修纂,皆为临时命官置局,史毕即散.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

唐、五代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北民族格局和中亚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 ,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 ,学界对这一时段的丝路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西夏崛起 ,占据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使得人们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认识更为模糊 ,甚至有过盛唐之后丝路贸易断绝的观点。本文在分析北宋时期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础上 ,就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的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北宋时期丝路贸易的特点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一种对话体批评:关于诗歌的阐释与接受、观念的认同与传播、宋调的形成与发展——以北宋文人集会为中心

北宋文人聚会时对诗歌进行的批评鉴赏是一种对话体文艺批评,它已经注意到读者阐释和接受对于作品的重要性.集会诗歌批评较多涉及以下范畴:(1)本朝文学发展局面.(2)批评、总结前朝诗歌.(3)将去俗崇雅作为一个普遍的诗美原则加以提倡和阐释.四、北宋中后期,批评重心转向具体的作诗技巧.北宋文人群体间的批评对话显示他们对诗歌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并且始终伴随着对建立宋诗典型的思考.     

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

理学思潮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大致可分为观念的渗透和思维方式的浸渍两个方面。观念的渗透方面,张载的《鞠歌行》、吕大临的《拟招》等辞赋表现了承圣情怀;王回、鲜于等人的辞赋宣扬理学教义;周敦颐等人的辞赋则表现了修养心性的内省体验。思维方式的浸渍方面,传道明心的思维模式对辞赋的语言风格具有影响;理学类推、遍观的修养方式对辞赋创作的艺术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物观物的体物方法对辞赋的艺术表现亦有影响。     

清代广西文人著述初探

有清一代,广西文人著述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也足可称道.著述以文学类数量最多,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依赖于家刊私刻流传于世,但大部分著述已散佚.     

北宋中期由过度消费引发的通货膨胀

北宋中期,由于统治者的腐败,"三冗"消费过度,加上天灾危害、赋役苛重和战争破坏,致使生产衰退和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宋廷为摆脱财政困难,不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结果引起了私钱泛滥、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和社会不安。宋廷为革除弊政,推行"庆历新政",但因守旧派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新政终于失败,通货膨胀无从克服,宋朝国势贫弱成为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