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发微

胡安国《春秋传》在借鉴前人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对《春秋》作了新的诠释。他有时甚至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二程理学中核心概念的"理"来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和"礼"一样,成为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上下尊卑与义利之辨——胡安国《春秋传》政治理念解读

面对宋代的政治危机,胡安国将经邦济世的志向和方案融汇于其《春秋传》中,以正人心作为解决当时危机的根本出路。所谓正人心,就是通过注解《春秋》来在人心中确立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对于这种理念,《胡传》是通过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予以阐发的。《胡传》对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的阐发,代表了当时《春秋》学的最高成就。     

胡安国《春秋传》与现实关怀

宋代是一个积弱不振的朝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几乎屡战屡败,不得不纳贡乞和以求生存;中央的统一与其威严并未深入人心,政治秩序的稳定缺乏牢固的思想基础。这一切构成了胡安国《春秋传》的现实根源。胡氏继承了公羊家微言大义的传统,《春秋传》自然就成为他心目中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宝典。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思路及其历史视界:《史记》学术史传和《春秋》谱系学

司马迁用《春秋》学谱系概括了先秦至汉代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细致地描述出功利主义观念对 思想家的影响。我们从司马迁提供的资料出发,分析了《春秋》经传关系的内涵,清理了战国诸子与公羊 学的关联,最后归纳出汉代公羊学的基本主题以及司马迁的思想史意义。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红楼梦》的民主意识

清朝前期 ,空前的思想文化和皇权政治专制统治已盛极而衰 ,在“太平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随着明中叶以来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 ,一批进步思想家对传统理学展开猛烈批判 ,显现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他们重视人的正当情欲的进步人性论 ,也得到了一些先进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呼应。而自明中叶以来一些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对私心人欲等自然情欲的肯定、对自由情感、民主意识的讴歌和追求 ,在清初也并未完全消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文学巨著《红楼梦》 ,其具有鲜明的民主意识是毫不奇怪的。《红楼梦》的民主意识主要表现为“自由思想”和“平等观念” ,是通过贾宝玉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来的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朱熹人道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朱熹从理本体出发 ,以理气论性 ,由性而论心 ,由心而论欲 ,揭示人的善恶根源 ,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 ,去欲存理 ,去私存公 ,实现心灵的高尚。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则是“存公理灭私欲”,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