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生言性”的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问题是贯穿告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告、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关系对于把握告子和荀子的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告、荀的人性论均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上。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可从几个方面来说:在"人性"的内容上,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在道德实践方面,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在道德标准上,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进而成人成圣。     

红杏出墙中的唐代社会

孟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人最基本的欲望———除了吃饭填饱肚子外就是对异性的追求。孔子也说：“君子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论语·季氏》）意思是年轻人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不要将过多的精力花在性爱上。孔、孟是...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试论孟子良心观

“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篇“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一语,本义指人本然之善心,置重于个人天赋所具之性,并散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考察孟子“性善”论和“四心四端说”,探求其良心观的践行之方,可以证明孟子良心观之于个人成善、成德的内在致思理路。     

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的讨论

<正> 春秋时期,人们对“饮食—血气—道德”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道德起源问题的独特认识,而且实为以后孟子“气志之辨”和宋明理学“理气之辨”的滥觞。本文试就这些讨论作一述评。一、春秋时期对于“血气”的认识“血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的重要范畴。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也。”中国哲学和医学都把“血气”看作是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本质,这种认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国语·鲁语上》有这样的文字,“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这是“血气”一词较早见于史籍,血气在这里指决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对文学审美品格的逆向反映——评《金瓶梅》对人性弱点无节制的展示

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学艺术在表现人性上是从古至今争论不休的议题之一。对人性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哲人那里始终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王充的性有善有恶论、韩愈的人性上、中、下三等新的“性三品”说、北宋的二程“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人性论、明代罗钦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的人性论、王廷相以形气为基础的人性论、李贽功利主义的人性论等十多种观点。从总体内涵上说,人性应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对人的本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利角度上观照,人性又有优点与弱点之分,这与     

戴震人性论思想探析

戴震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中,把血气心知规定为人性,认为人性就是欲、情、知的统一.人要经过不断学习,使"心知"达到"神明"才能去除私蔽,从而达到人性真正的善.戴震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差别较大,而与荀子的思路大体一致.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1]于是笔者撰此短文,以示纠偏.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传,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并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梁、杨考证有理.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论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误读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在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中创建起来的,但这种批评存在诸多对孟子的误读.首先,孟子的人性论是统一的、普遍的一元论,董仲舒则是取中民之性为性,以部分人之性释读孟子的全体人之性,这是有意的误读.其次,孟子言性是德性论的思路,董仲舒则折回到自然主义的气性论,因此,以气性论解德性论,必将扦格不通.同时,孟子因为视性善为一体,故善是性之善,是内在的、先天的善性,董仲舒将善理解为后天的、经验的王道教化之善,以"未善"解孟子的"本善",是一种认知性误读.最后,孟子创立的道德内在性、自主性原则,被董仲舒以王道政治的目的 论而转变为外在的、他律性原则,这也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明清学术中的“尽心知性”说——以王船山、戴震、焦循为中心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对孟子的“尽心知性”说,通过区分“心”的两种内涵提出了“知性而后能尽心”和“尽心然后能知性”的两种解释,事实上说明了宋明以来理学和心学的两种不同解释路径。他与陈确、黄宗羲等人兼知行而言尽心,代表了明清之际重力行实践的学风转变。清代的戴震、焦循则突破理学的藩篱,从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视野重新界定了“心”“性”“天”的内涵,充分肯定血气心知的价值和意义,将孟子的仁政和王道思想有机融入“尽心知性”的心性论思想当中。焦循还摒弃了尽心与知性的先后次第争论,进一步提出了尽心与知性的双向生成说。     

孟子“性有善有不善说”的社会意义——兼与荀子、黑格尔比较

伦理学的基础是人性论。在我国历史上 ,孟子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人性论的学说。“孟子道性善。”〔1〕(《滕文公上》)“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1〕(《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说” ,主张人性是善的 ,是无有不善的 ,它影响了儒家主流两千多年。导人向善 ,其功甚伟 !但仔细分析其理论 ,又应把他的学说正名为“性有善有不善说”。一他说人体有六官 :口、目、耳、鼻、四肢、心。“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臭也 ,四支之于安逸也 ,性也。”〔1〕(《尽心上》)心之官与上面的五官不同 ,“心之官则思…     

告子思想钩沉——以告子不动心之道为线索

《孟子》"知言养气"章记载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句话历来让人费解。要全面理解这句话必须以告子思想的总体架构为背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与理性主义的道德论是告子思想的基本架构,其不动心之道是与此一致的。人的道德意识是通过理性能力对外在的道德伦理知识学习而建立,人的情感附属于人之自然生命,其中并无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内容。告子所以能做到不动心,完全依靠理性的道德意识强制内心的情绪,进而落实为身体的行为。从思想发展的历程看,告子思想与荀子有相似之处,应该是荀子哲学的先声。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孟子人性思想简议

<正> 孟子主张人性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以下只注篇名)这种“性善论”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指人的情欲本能,即自然属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声色臭味之欲,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其二指仁义礼智等伦理之性,即社会属性。这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其三指发挥“心思”的作用,探求、扩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论古今视域转换下的“人禽之辨”——理解现代人性危机的一个新视点

探讨人性问题往往离不开“人禽之辨”。“人禽之辨”的古今视域有根本不同,古人在理解人性时格外强调“人禽之别”,而今人则多持“人兽之共性”。古人的世界观中始终有一超越维度（天道、圣神等）,人性主要不是经验自然意义上的认知—理论对象,而是高于一般动物性、希求形上超越的道德—实践存在。“人禽之辨”绝非仅是经验事实之辨,而更多的是存在价值之辨。今人则深受启蒙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经验之实证乃是现代理性所委任的唯一法庭;“人禽之辨”仅在前一种意义上合法,而后者（存在价值之辨）却日益淹没于一片“反形而上学”呼声中。没有了终极目的与价值指引,人性非但无法超出动物性以向上提升,反有降至动物性水平甚而更低的危险。现代人性的普遍平庸及其与道德应然的根本分裂乃是今日“人与兽趋同”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