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章学诚的著述之文与学问秩序

章学诚始终强调有别于＂文人之文＂的＂著述之文＂。1789年后他所作的《原道》、《原学》等文代表了其古文观的发展。章对古文意蕴和浙东学术的理解,表明他继承了《春秋》的血脉。他所追求的古文,其实是继承了《春秋》家学的这一支的＂史文＂。     

《春秋正辞》的书法

我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庄存与的论文中,对《春秋正辞》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意义作出了说明,对其书法方面却没有论及。而书法历来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说《春秋正辞》从内容上具有不重微言,只讲大义的特点,与《公羊》学存在差别,那么,就讲求书法而言,则与《公羊》学如出一辙。从书、不书、当书而不书、不当书而书、常所书、偶所书等所谓《春秋》书法中,以推见圣人之义,是《公羊》学阐释《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与《左传》、《谷梁传》的区别。庄存与不仅在《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中论列了这些书…     

古代语讳和文史研究

所谓语讳,就是语言文字中的避讳。古代语讳是文史研究者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它造成文字混乱,淆乱史实,对文史研究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语讳和时代的对应关系规律也可利于版本鉴定、辨别伪书等文史考证工作的展开。     

汉字和中国古代语讳文化

古代语讳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现了两千多年之久的社会文化现象 ,始终和汉字密切相关。一方面 ,汉字所包含的大量信息被用来发展为语讳 ;另一方面 ,语讳的发展又反过来对汉字的使用造成了很大影响。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属辞比事”：作为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属辞＂指属合、联属文辞,＂比事＂指比类、比次事实。《春秋》讲究遣词造句,且善于综合比次史事,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体现史义,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详略和缀辞来惩恶劝善。《春秋》之＂属辞比事＂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一种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是中国文章学的一种创作方法。     

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犯我家讳:《世说新语》中的社交禁忌

触犯社交禁忌会造成社交紧张和社交障碍。《世说新语》中"犯我家讳"的社交禁忌非常突出。对这一社交禁忌的研究,有助于从社交文化的角度了解魏晋风俗和名士心态。本文将从忠孝观念、门阀意识和排调心理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欧阳修《春秋》学指瑕

欧阳修是宋代《春秋》学研究的开山人物。但他在治《春秋》的过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有以偏概全、错点"三传",错综"三传"大义、并未透析"三传"本真,废传太过、忽视深入思考等方面的问题。而对这些瑕疵的关注在《春秋》学史上,甚至是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论《公羊传》的阐释策略

本文主要探讨《公羊传》使用疑问句的阐释策略。文章认为，《公羊传》首先预设《春秋》的陈述是真陈述，然后在此预设基础上弥合《春秋》语言字面义和表达义的分离。为此，《公羊传》提出了《春秋》语言的各种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引申《春秋》大义。本文认为，《公羊传》疑问句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这种阐释策略的主要表现之一，从中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古代经学语言的伦理特性。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北宋《春秋》学的主要特点

从经学史的角度 ,本文全面分析、评价了北宋的《春秋》学 ,认为北宋《春秋》学著作丰富 ,在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来《春秋》学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形成了以尊王思想的时代特色、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义的解经方式和偏重义理的哲学倾向为主的四个特点 ,构成了北宋《春秋》学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学术模式。这四个特点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又有发展的不均衡性和不同步性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略论敬讳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

敬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本文从４个方面讨论敬讳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２．对汉字使用的影响；３．对名物制度的影响；４．对文献典籍的影响。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