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隐逸之风盛行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 ,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 ,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 ,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流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 ,显示出中国历史时期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北宋南京应天府士人及文化成就

北宋时期的应天府,是陪都南京的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浓厚的兴学重教氛围,使得这里名人辈出,并创造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迎来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为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文化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李武政治时期士风述论

唐神龙年问,因为中宗亲武的政治倾向,反武士人与武三思集团难以调和的矛盾终于走向激化。在此期间,韦后集团崛起,韦后力图效法武则天,于是,防范武周历史重演成为士人反韦的基本政治语境,因为中宗肯定武周的合法性,士人几乎失去了反韦的政治话语资源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否定韦后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景云年间,士人以李隆基为复兴李唐的政治领袖而予以大力支持,从而推动结束了武周以后的二元化政权。     

神龙初文人之贬与初唐士风

唐中宗神龙初年,大规模的文人正向遭贬.士风的谄谀成为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的时代顽症.政治的翻云覆雨、吏治的严于用刑、儒学的衰微和科举取士内容的变化、统治者对士人喜则赏怒则刑的随意处置、士人对功名的强烈追求等等,是这一时期谄谀士风形成的基本原因.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