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无极之真”意蕴发微

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真实意蕴,诸家诠释各异,其根本在诠释理则和方法不同,是否就濂溪而悟濂溪,或跳出濂溪,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濂溪。《太极图说》本意在返回自心而探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坚持形上与形下、实在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朱熹诠释"无形有理",旨在坚持儒家性理之学;佛家以"无极之真"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破除经学独断论;新道家以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之道与现代科学理性、经济哲学相接轨;近现代哲学则以无为与有为、实体与真际的辩证以及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诠释,为通向唯物辩证的真理观作了铺垫。     

“自然之性”与“性命之常”——王弼人性论的二重向度

王弼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二重向度。其一为自然之性,代表事物自己而然的固有状态和属性;其二为性命之常,代表事物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通过自然之性,王弼阐发了合理的政治方式——无为和因循;藉由性命之常,王弼确立了生命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复命。这样的二重向度的结构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周敦颐“无极之真”意蕴发微SSCI

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真实意蕴,诸家诠释各异,其根本在诠释理则和方法不同,是否就濂溪而悟濂溪,或跳出濂溪,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濂溪。《太极图说》本意在返回自心而探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坚持形上与形下、实在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朱熹诠释"无形有理",旨在坚持儒家性理之学;佛家以"无极之真"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破除经学独断论;新道家以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之道与现代科学理性、经济哲学相接轨;近现代哲学则以无为与有为、实体与真际的辩证以及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诠释,为通向唯物辩证的真理观作了铺垫。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论周敦颐的“道”

在周敦颐那里,“道”具有多重含义:既有作为本体论的“太极本无极之道”和作为宇宙生成观的“天演之道”,同时又兼有“主静”、“中正”之人道、政治伦理之治道。本文对周敦颐的“道”的内涵、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周敦颐“诚”体探微及其现代意义

周敦颐承接《中庸》、《易传》中的“诚”,阐发了自己的“诚”体思想。他认为,“诚”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诚”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用阴阳二气结合五行运行来化生万物,人可以通过“思”的实践功夫来达到“诚”。而“诚”体的最高境界是“无思而无不通”。周敦颐认为“诚”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源,人性由于阴阳二气和合而有善恶,但是通过实践功夫,都可以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对“诚”体独创性的阐发,可以彰显其在理学上的重要地位,其“诚”体的实践功夫以及道德蕴涵,对现代精神及现实伦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敦颐“太极”说的渊源及本义

韩愈、李翱为宋学的开创者树立了一个学术风向标.宋学作为经学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在隋唐经学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宋学开创初期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周敦颐太极说的学术渊源及基本内容.隋唐经学不加选择地兼收了汉人太极元气说与王弼太极虚无说,而李翱的复性说又使宋儒太极说具有新的内容.宋学开创者的太极说几乎皆同时兼具这三方面内容,周敦颐也不例外.     

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论析

复肉刑之议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场讨论.本文对这场争议之缘起、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梳理和分析,肯定了复肉刑之议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由以肉刑为中心的旧五刑制度向以劳役刑为中心的新五刑制度的演进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试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思想

周敦颐的道德本体思想与其理学本体思想是一致的,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相结合的特征,周敦颐在以"诚"为本体的论证过程中,将这种本体具体落实到了人的心性本体之上,进而挺立了人极的意义,这事实上也就提出了其道德本体的论证。周敦颐道德本体思想在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逻辑环节: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纠缠、太极—诚本体的转换、立人极的道德本体思考。周敦颐这种本体论思路主张从意义发生机制,以"太极""诚"为本体,横摄天地人三界而立论,真正将以往的那种生成论形式的宇宙本体论落实到形上本体层面,完成了天地人一体的形上本体论证,找到了道德领域的根据,从而较好完成了人极意义的形上论证。     

湖南月岩“拙榻”榜书与周敦颐“守拙”思想

周敦颐阐扬诚这一概念,将天道人性相联结,为下学上达提供了合理性;倡导拙的品性,将人性天道相贯通,为下学上达提供了可行性。若要返归于天道之诚,则当效法圣贤,持守拙的品性。周敦颐一生为官三十多年,中正耿直,为政守拙,尝作《拙赋》,表达其去巧存拙的志向。由宋以降至明清,周敦颐守拙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湖南月岩张铭拙榻榜书石刻即是比较典型的体现之一。     

“宾·之·动”句式的再探讨

本文将“宾·之·动”和与其相关的“宾·是·动”、“主·之·谓”两种句式分别比较,讨论其异同。并以此为基础,从历时演变上观察“宾·之·动”句式的发展,提出“宾·之·动”中“之”字的词性在战国时期已由最初的代词转变为连词了,     

试论周敦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义理旨趣——纪念周敦颐诞辰一千周年

周敦颐为重建儒家形上学及宇宙生成论思想体系,讨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以及"理""性""命""诚"等一系列相关哲学命题,目的在于打通"人道"与"天道"的固有内在联系,解决价值与存在的统一及人的德性生命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建构做出合理的定位,表现出深刻的"天人合一"哲理意涵,体现了宋明理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发展方向。     

论周敦颐诗歌的“思心”与“诗心”

周敦颐诗歌研究者寥寥,这与对他的理学研究形成极大反差。结合周敦颐的人生境界来解读他的“思心”与“诗心”,在他古雅、自然舒畅和理趣盎然的诗歌风格中自有一种“性焉安焉”的至情至性。     

湖南月岩“拙榻”榜书与周敦颐“守拙”思想SSCI

周敦颐阐扬"诚"这一概念,将天道人性相联结,为下学上达提供了合理性;倡导"拙"的品性,将人性天道相贯通,为下学上达提供了可行性。若要返归于天道之"诚",则当效法圣贤,持守"拙"的品性。周敦颐一生为官三十多年,中正耿直,为政守拙,尝作《拙赋》,表达其"去巧存拙"的志向。由宋以降至明清,周敦颐"守拙"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湖南月岩张铭"拙榻"榜书石刻即是比较典型的体现之一。     

湖南月岩“拙榻”榜书与周敦颐“守拙”思想SSCI

周敦颐阐扬"诚"这一概念,将天道人性相联结,为下学上达提供了合理性;倡导"拙"的品性,将人性天道相贯通,为下学上达提供了可行性。若要返归于天道之"诚",则当效法圣贤,持守"拙"的品性。周敦颐一生为官三十多年,中正耿直,为政守拙,尝作《拙赋》,表达其"去巧存拙"的志向。由宋以降至明清,周敦颐"守拙"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湖南月岩张铭"拙榻"榜书石刻即是比较典型的体现之一。     

“为己之学”片论

“为己之学”是儒学的一个枢纽 ,本文深入地、条分缕析地勾勒了“己”为纯朴 ,“己’为目的 ,“己’为根据 ,“己’为前提 ,“己”为价值的丰富内涵 ,阐述了在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中“为己之学”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表达了抓住这一枢纽 ,返本开新 ,开掘儒学现代生命的强烈向往     

“反者道之动”:健身气功之机理--论《老子》哲学思想在健身气功中的运用

健身气功有其固有的机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1)的经典著作《老子》一书中富含"气文化"与辩证法思想。分析《老子》文本,可以发现其中"气"的概念,以及"反者道之动"等哲学命题对健身气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健身气功的一些修炼招式,就是《老子》反者道之动这一哲学思想观照下的实践应用。"反者道之动"是健身气功之机理所在。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戍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知几其神”说

易学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掘《周易》和古代易学中的哲学内容,探索这些内容在今天的现实意义。"知几其神"的命题见于《系辞传》下篇,意思是知道了"几",就可以像神明一样。由各种因素际会所引起的变化,其转折点,是为机。即将形成、尚未形成的机,就是《周易》所说的"几"。中国哲学不仅是要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要依据这个认识来指导行动,改变世界。所以《易传》在讲了"知几其神"以后,接着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知几而把握机会,是重要的。然而仅仅能够把握机会,也是中国哲学所不赞成的。中国哲学主张德智并重。所谓"仁义礼智信",就是主张不仅要有德,而且要有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不仅要有智慧,也要有德行。有些时机虽然很好,但有违德行,就不可去做;反之,如果道义所在,即使明知要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君子的"知几",是《周易》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