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史记》《汉书》所见西域里数考述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里数集中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梁书·诸夷传》、《魏书·西域传》和《周书·异域传》。这些里数不仅是判定西域诸国方位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索当时道路走向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历来受到西域史研究者的重视①。兹拟以前人有关成果为基础，对这些里数记录作一全盘的考察。一、《史记·大宛列传》1．“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这一里数见诸张骛首次西使归国后向武帝所作报告，而张春往赴大宛乃自漠北匈奴单于庭附近出发，取道巴尔喀…     

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下)

三、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促进了元朝统一中国的事业 丝绸之路,也是中原通往西域之路。汉唐的史书,如《汉书》有《西域传》, 两《唐书》亦有《西域传》,《元史》虽无《西域传》,但在《纪》、《传》、《表》中,有大量记载“西域”之事。《元史·西北地理附录》和《元史·河源附录》也都概括地记载了     

西汉女外交家冯嫽

冯嫽(便于排版,以下称冯氏)是出嫁乌孙岑陬军须靡的解忧公主的随行侍者。她头脑灵活,足智多谋。据史书记载,她“能史书”(《汉书·西域传》),“内习汉事,外习西域诸国事”(《资治通鉴》卷27),具备施展外交才华的必要条件。她“尝持汉节为(解忧)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邦诸国,西域人敬信之”(《汉书·西域传》),尊称她为冯夫人。 冯氏到乌孙后,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乌孙官制,左右大将的地位仅次于相和大禄,所以冯夫人丈夫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在解忧公主谋杀狂王未遂后,乌就屠在匈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上)

(一) 研究中亚历史地理,其最大困难在于缺少一部综合性的著述供人们参考。为了了解中亚的历史地理概貌,人们不得不从大量的文献中广泛蒐集各种有关的资料片断,排比考订,进行非常艰巨的、有时是异常繁琐的编辑缀合工作。从汉文材料来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卷九十六《西域传》,《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等,到     

《西域水道记》简疏——罗布淖尔和哈喇淖尔水源的初步追迹

余三十岁,始得读徐松《西域水道记》。越二年,因教学抵成都,于西玉龙及玉带桥旧书肆中复购得徐氏其它著作,如:《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及《新校注地理志集释》等,欢喜若狂,珍如拱璧。又复读《西域水道记》益觉亲切。解放后,因事过扬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屡丰接乎青黄 荒服臻乎富庶——从《新疆赋》等看18至19世纪新疆的屯垦开发

清代著名学者徐松,在遣戍伊犁期间,驱驰万里,遍历新疆,先后撰写了被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史地特色而广为流传。《新疆赋》《西域水道记》对清代新疆屯田多有记述,是了解和研究18至19世纪新疆屯垦开发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明代西域经略——以《明史·西域传》为中心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运用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法。从《明史·西域传》(以下简称《传》)的记载可知。在军事上,坚决打击扰乱贡道的行径,并且设立卫所加强管控;外交上,积极派遣各类使臣出使各国,加强官方交流;经济上,运用朝贡贸易对西域各国、各部落加以制衡;文化上,遵循各地不同的信仰、民俗风情统治各地。这些方法的运用为明朝有效的经营西域,防御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是明代惟一的亲历西域实录。比勘《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确定《明史.西域传》采摭《西域番国志》的版本系统,进一步评述《西域番国志》的文献价值,以探讨《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中的作用。     

慧超行纪所见丝路沿线宗教状况考析

敦煌写本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8世纪前半叶丝绸之路沿线西域、中亚、印度诸地29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各国宗教信仰情况的记载,十分丰富而具体,可与两《唐书》《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等文献相印证,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许多记载丰富于他书,有的甚至不见于他书,对唐代丝绸之路社会历史与宗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

古代于阗国是西域著名的大国,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地方政权。在古于阗史的研究中,于阗国都位置的问题,是主要的课题之一。笔者依据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对于阗国都的问题,作一再研究。一关于古于阗国王都西城或西山城的记载,自汉至五代,不绝于史书。对其方位和规模有如下记载: “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汉书·西域传》)     

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

《西域风土记》本名应为《西域图》,即甘英出使大秦见闻的汇编,其书包纳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即《后汉书》载及皮山至安息路线,《汉书》之中乌戈山离至安息路线为其中支线,乃后人不经修改搬入《汉书》,以致与原文文句出现抵触;二是甘英葱岭之西的所见所闻,隐含在《汉书》之中,明载于《后汉书》《后汉纪》《魏略》之内。《汉书》之中西域史料如此丰赡,其中部分史料或由班超采摭而来。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胜兵”解析

“胜兵”作为一历史性的概念,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有不同的内涵。本文试图对在《汉书·西域传》及《后汉书·西域传》中经常遇到的这一概念做一考证,以明确“胜兵”的确切含义,这无疑将有助于对汉西域诸国兵制的认识。 对于“胜兵”历来即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胜兵”中的“兵”即兵士,“胜”为形容词,是名词“兵”的修饰     

关于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问题的质疑

关于“西域都护”的论者,大有人在,通观论证,基本类同,所引史料,或长或短,均出《汉书·郑吉传》和《汉书·两域传序》。现把这两段史料,比较详细的予以摘引。《汉书·郑吉传》说:“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汉书人名索引》纠谬三则

(一) 《索引》(指《汉书人名索引》,下同)第156页,“解光”名下有51/2368一条,显误。查《汉书》卷51《路温舒传》中,有《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一句;廷尉光谓谁?《索引》承袭张晏旧注,认定是“解光”。然考史书,此说有错。《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钜鹿太守淮阳朱寿少乐为廷尉,坐侍中邢元下     

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

东汉仕进之途分为四类:一、察举;二、州郡吏;三、任子;四、太学生。举孝廉系察举常行科目之一,为当时读书人仕进的主要途径。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利弊作些粗浅的分析,仅供读者攻错。孝廉之举,始自西汉,《汉书·董仲舒传》云:由董氏建议而实施。据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诏文“兴孝举廉”(《汉书·武帝纪》),及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引)等语可知,孝与廉本各为一科。再证之以《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