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原因的历史演绎

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它从本质上回答了为什么会有犯罪现象，如何预防和根治犯罪等问题。犯罪原因从整体上决定着犯罪的产生、变化和消亡。因此，只有准确地找到犯罪原因，才能建立起完整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才能克服在犯罪问题上的感情因素，真正认识犯罪的本质，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探讨犯罪原因，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犯罪原因是一个古老的法学问题。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对此都产生浓厚的兴趣。是什么原因决定着人类要饱受犯罪之苦？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观点。一、西方关于犯罪原因的主勇理…     

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预测

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具有相对性、变动性、交叉性等特点.弱势群体与犯罪的关联性相对较强,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科学、理性地预测其犯罪趋势,对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意义.从整体情况来看,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发案率有上升趋势,团伙式犯罪和自救式犯罪比例上升;从个体情况来看,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刑释解教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犯罪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犯罪化标准的中外差异

不同法系对犯罪的评价不同,导致实质的犯罪概念存在着一些差别。法益侵害说作为犯罪的本质具有限制刑法调控范围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涵盖所有的犯罪。只有在探讨犯罪本质的同时,引入量化因素进入实质的犯罪概念之中,才能使立法者在决定犯罪的界限时有可以参考的基本标准。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哲理基础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德日刑法学上影响极大,它从形式上承继了贝林格开创的古典体系的犯罪阶层架构,因其奉行新康德主义的哲理基础,又从精神上扬弃了古典体系所依附的法实证主义。其后,这一哲理基础在目的论体系的撞击下与后者融合,并成为目前的通说。     

论犯罪中的因果关系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刑事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正确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重要关键之一。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刑事案件,就必须在司法实践上和刑法科学研究上,正确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的行为和结果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学界,对犯罪的因果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对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的主要不同见解,首先是怎样运用哲学上关于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这些范畴到犯罪的因果关系上来?其次是犯罪的因果关系,只包括必然因果关系的形式还是既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形式又包括偶然因果关系形式呢?再次是如果承认偶然因果关系的存在,它能否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从高校视角论大学生犯罪的原因与预防措施

大学生犯罪的现象日益严重,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校是比家庭和社会更能导致大学生犯罪的因素.它是学校多方面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重点分析大学生犯罪的学校原因,探索学校对大学生犯罪的防范对策,对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环境意义重大.     

论科学认识的自组织性

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形相的复杂运动过程,这个运动的内在机制就是它固有的自组织性。正确把握科学认识的这种自组织性,是认识科学发展的动力、方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以说,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诸学派从某些侧面上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全面地、正确地把握科学认识的自组织性,只有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才有可能。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点初步的探讨。     

论犯罪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高发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犯罪的成本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犯罪、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促成立法上的谦抑、司法上的慎刑、执法上的威慑和守法上的理性,形成科学的刑事政策体系和有效地犯罪控制机制以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事理、法理和情理分析

从事理方面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转型期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因素复杂性的充分考量基础之上的;从法理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公正、谦抑和人道的法治精神;从情理角度来说它能满足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在内的社会公众法情感的需要。     

论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刑事法控制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大于腐败犯罪的查处率所形成的差额,它是制约反腐败的内生性因素,具有司法视野不能及的严重后果。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程度令人堪忧。控制腐败犯罪黑数,在观念上要树立腐败犯罪"零容忍"的刑事政策观;在刑事立法上强化刑罚的威慑力,控制选择性侦查的标准和条件;并配置以专门的犯罪存疑统计机构和线索收集途径。     

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观述评

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是公民依法获得的安全和心境的平安状态.要实现和保证公民的政治自由,从它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说,就是要实行分权;从它同公民的关系上说,就是要有良好的刑法,依照犯罪的性质量刑.孟德斯鸠在这两个方面作了大量深入的探讨,既有十分明确的地方,又有一些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需要我们给以细致的甄别和分析.     

犯罪的动因的精神分析

犯罪原因非常复杂,它是犯罪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尽管犯罪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已达成共识,但在究竟哪种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当然,现代犯罪学家大多倾向于社会因素的主导作用。然而,既然人的心理支配人的行为,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也是通过作用于心理促成犯罪行为,就必须探讨犯罪的心理动因。精神分析学作为深蕴心理学和心理动力学,有助于我们揭示犯罪的深层的心理动因。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世界范围内对“有组织犯罪”的研究已有所建树,但我国理论上尚未明确“有组织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由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认识,通说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最多只是具有黑社会组织某些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只规定了三个罪名①,存在立法缺失,不利于打击犯罪;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其成员,也尚未建立严格的财产刑罚和有针对性的特殊减免制度,不利于瓦解犯罪组织。从法律规定应当科学、合理及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来看,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有组织犯罪。     

浅析大学生犯罪行为的原因与预防

大学生犯罪有增多的趋势,从原因上讲,有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的因素。在预防、减少乃至杜绝大学生犯罪问题上,高校应发挥主要的作用。其次,大学生本人也应学会自我调适和防范,把引发犯罪的诱因消灭在萌芽时期。     

论一般犯罪现象的立体分析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构建了对一般犯罪现象进行立体分析的科学模式，以期达到迅速、准确、有效地描述犯罪现象这一目标。文章首先肯定了立体分析的轴心是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然后强调从横断面上分析犯罪现象的结构以及从纵截面上分析犯罪现象的过程，并从中分析犯罪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文中还主张从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对犯罪现象进行“定位分析”。最后提出应对犯罪现象的主体辐射进行研究。     

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对我国大陆地区犯罪参与体系归属的证成需要从解释论与立法论两个维度展开。在解释论上,我国学界形成了"单一制说""区分制说"与"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三种观点。"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没有把握犯罪参与体系的本质,不具有妥当性。"单一制说"与"区分制说"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下均能够自圆其说,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论上,单一制与区分制的价值比较以犯罪论和刑罚论为核心。在犯罪论的功能评价上,二者平分秋色。但是单一制缺少规范化的量刑准据,难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采用单一正犯体系的效果弊大于利,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依然值得提倡。     

科技文化与智能犯罪

科技文化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征的科技器物、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复杂体系。智能犯罪是运用科学思维、计谋等智慧和利用科学知识、技能实施的犯罪。智能犯罪是科技文化的产物,在智能犯罪发展过程中,科技文化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因为科技文化能为智能犯罪提供巨大动力、新的犯罪手段和有效的思维模式,并能催生新的犯罪类型,所以,必须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正效应,努力克服其负效应,以防控智能犯罪。     

论科学发展因素的系统性

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因素是非常丰富而又复杂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因素整体化、系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更深、更广、更高效、更迅速的基础上推动着科学的进步。因此,运用系统观点研究和探讨科学发展因素的整体性、它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科学发展的系统原因,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了。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闭合系统,而是与整个人类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和     

“新杂志”《犯罪科学》中的上海形象

以日本"大众"诞生时期创刊的"新杂志"《犯罪科学》特别号《上海研究号》为中心,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字媒体中有关"上海"的言论的研究显示:"大众"媒体的发达使原本只存在于少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上海形象"终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呈现在日本大众的面前。在1931年的节点上,从杂志《犯罪科学》中可以听到来自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但无法否认的是,此时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危险、犯罪、女性、受欧美列强统治"的"他者"认识之上。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是产生上海负面言论,使其得以扎根并使其大众化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