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实践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借鉴

公民社会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我国逐渐兴起的,至此,现代社会在我国也被划分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部分。按照传统的习惯,政治国家包办所有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应当前的国情,并会引发很多社会冲突。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被看作是可以弥补传统民主理论中重视自由而相对忽视平等价值的缺陷。我国民主建设中不乏协商式民主的传统,但基于相关体制的不健全和扩大公民民主参与的需要,通过引入和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传统就有其建设性与必要性。     

寻求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而与协商民主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扩展则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等价值观.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而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则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以协商民主和社会资本理论考量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促进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由此也将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和协商民主的普遍形成.     

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以交往理论取代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90年代,一些学者又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话语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协商民主的多维度审视

源于对民主实质再思考的协商民主,强调了实质性的民主控制,更多地涵盖了直接民主元素.协商民主重在协商而轻于讨论,其程序性内涵弥补了代议民主的不足,成为了独立于共和民主与自由民主的新型民主方式.协商民主兼有公共与多元的二维属性,“理性对话”是协商民主的先决程序,其特点是公共理性和多元化.协商民主以话语竞争为核心,有效防范了“禀赋效应”.同时,协商民主依赖于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理性批判,对公民参与的要求远高于其它民主形式.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在沟通理性的概念层面与公民参与的实践层面都存在着不足,但无论如何,协商民主理论都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源.     

公民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公民社会是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政治文明的价值指向。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互为条件、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公民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这说明公民教育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完善我国公民社会建设,努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高效化、科学化显得十分重要。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治理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探析

治理理论体现了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即由“单一中心、国家绝对主权”向“社会中心、权力多元化”转变。我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必须把规范的治理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长期目标,从启蒙的意义上吸收治理理论积极的精神成分;另一方面,治理要与我国的现实政治发展结合起来。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社区公民治理的新视阈:基于强势民主理论

对依赖于共同体参与的强势民主理论的解析,有助于我们对社区公民参与治理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社区是实现强势民主所需的现实共同体,以公共审议和共同行动为核心内容的社区参与治理也是公民接受教育的过程.地方层级的政治参与在培育有能力的公民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参与此过程中的个人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公共的公民,乃至这种能力意识将会逐级扩展到全国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势民主.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与公民意识教育

不论是器物的现代化,还是制度的现代化,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是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的主体能力的现代化。在现代社会,使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以充分体现的主体形态是公民。公民意识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而产生和形成的一种现代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依赖于教育。     

浅论公民教育

本文阐述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提出了实现公共教育的对策。     

论共和主义公民的伦理美德

公民是伦理治理或善治的主体和关键要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和正当的伦理秩序,是公民施行的治理,也是对公民实行的治理,因而就可以理解成是公民的"互治"。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所涵括的积极生活、爱国主义、勇敢、宽恕和承诺等伦理美德能够极大地克服当下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更加符合当代政治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叠性情境。     

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不仅是确保服务型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要素,而且是契合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对公民参与的认识误区与现实困境制约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持续发展。因此认清公民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角色,塑造积极的公民精神,提升参与能力;明确政府在推进公民参与中的责任,构建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试论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

市场化取向改革。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全球化、网络化浪潮,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提供了契机;长期积淀的文化和历史基础,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积累了精神资源。非营利组织兴起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最主要的结构性支撑;公民社会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公民社会力量日益明显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分担公共事务治理职能,提供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