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关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深层次剖析

立足于新的方法论,曼海姆打破马克思与舍勒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分庭抗争的局面,全新诠释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他通过将知识社会学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顺利地完成了将马克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理论积极引向知识社会学发展道路的重要任务。曼海姆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及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日趋明朗化了。但是,其中的局限性是不容忽视的。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理论观点。在其创始人霍克海默那里,"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已成雏形;马尔库塞在继承其前辈思想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及其充当控制工具的消极作用,使"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趋于成熟;哈贝马斯则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及虚假性本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从而使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得以系统化。     

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心问题--批判理论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比较分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中 ,有四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即总体性、意识与社会存在、意识形态、真理。其中 ,曼海姆的社会历史总体概念被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倒退加以拒绝 ;曼海姆对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说明被说成是含糊的和没有具体决定的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概念扩展到“一般的—总体的”表述被认为导致了其最初批判内容的丧失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关于“相对主义”的所有断言 ,被认为缺乏一个真实的真理概念 ,因而注定会陷于相对主义。这四个论题是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心问题 ,因而也是对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核心     

叔本华对霍克海默的影响——以批判理论的视角和情调为例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和重要理论家,他受到了叔本华哲学的深刻影响.与叔本华相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始终关注社会和人生问题.叔本华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的最坏世界的观点,也成为了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发轫地.霍克海默一生的不同时期或隐或显都伴有叔本华的影子,其主要表现就是他的批判理论存在着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情调.     

从“生活决定意识”到“境况决定思想”——马克思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

马克思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马克思关于“生活决定意识”的思想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奠定了学科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并且直接为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些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也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拓展.知识社会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命题的扩展、传播和具体化都有所贡献.但是,唯物史观并不能等同于知识社会学.     

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对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一种分析角度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从象征主义诗论开始,一直到俄国形式主义、海德格尔的诗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与接受美学,都致力于文学话语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探寻,其目的并不是要割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是通过对文学话语的看护与更新来对抗社会僵化、陈腐的话语形态,更新读者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批判主流意识形态.通观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所走的是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路子.     

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叙事——简评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

语言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诸如詹明信之类的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它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各种后学思想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本文将从语言性、主体性、宏大叙事/微观叙事等层面简评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     

对奢侈消费的批判：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

奢侈消费正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最发达而显著的表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有力批判。他不仅系统地揭示了奢侈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获利机制,而且成功解蔽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在面对奢侈消费问题时似乎是失语的,他主要还是从资本主义一般商品消费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但马克思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面对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方法论应该受到批判。     

从总体义务到开放道德——论柏格森的道德哲学

柏格森在其晚年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道德哲学.在柏格森看来,以往的各种道德哲学流派,都试图从某种原则出发推导出各种道德规范.然而柏格森认为道德是社会现象,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每个社会群体都会自发地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总和被称作总体义务.柏格森将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视为一种封闭社会,将其形成的道德视为一种封闭道德.柏格森认为,还存在一种超越自然形成的家庭、社会、国家的泛及全人类的道德,这种道德只能通过某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和行动创造出来,从而形成开放道德和开放社会.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出自人类的两种不同的情感,二者最终都可以回溯到作为一切道德之源和万物之源的生命冲力.     

从“商品”到“符号”——论布西亚对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分析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布希亚的理论结合了马克思的"商品"与结构主义中的"符号"的两种概念,以符号学观点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布希亚把物诠释为符号,而符号则构成了意义体系.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基本社会活动,布希亚强调消费体系的主导,并认为消费社会下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和符号的逻辑一致即商品中的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符号中的能指凌驾于所指从而成为抽象、化约的代表,而这一特征也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特质.     

特别权力关系向一般权力关系演进的法治化路径

从务实的角度看,特别权力关系因回应了现实法制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它必然会向一般权力关系演进,并最终将被抛弃。在中国,实现特别权力关系向一般权力关系的演进,需要选择法治化路径:权利保护注重优位化,权力配置实现规制化,自由裁量体现合理化,自治行为彰显程序化,司法审查趋向渐进化。     

特殊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化探析

运用比较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特殊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化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立法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特殊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化在我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在我国未来立法中,应设立特殊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同时对一些特殊侵权责任进行列举式规定.     

"三个代表":从党建思想到指导思想的飞跃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实现了从党建思想到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飞跃 ,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和谐文化共性与个性的思考

和谐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史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其共性在于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文化,都具有先进性、现实时代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其个性在于和谐文化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具体表现在有自身的文化内容、价值取向与发展目标等方面。     

社会意识与设计观念

设计作为人的创造本能,其价值与目的性休戚相关.设计的巨大能量源自崇高的目的.目的性直接决定设计的发展方向,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命运.设计的目的性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各个历史阶段的造物活动均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与包豪斯精神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与设计观念变革之间的关系.要真正改变设计的落后状况,推进设计文化研究,就必须涉及社会意识问题,尽管这一概念十分宽泛与复杂.理想主义成分和信念的缺失于设计的长远发展不利,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经济战略格局,决策者、教育家必须对设计进行宏观定位,以时代主题作为意识形态基调,引导新一代设计师的智慧与创造力,指向担负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崇高目标.     

知识社会学关于思维方式的理论对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知识社会学十分注重对思维方式及其差异的研究。其中关于视角的不同是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立场的差异、思维方式和立场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环境的差异决定的、人的特殊的思维方式是由社会环境规定和继承过来的、要用关联与倒推的方法来应对思维方式的差异等方面的思想,对于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思想启示我们,在价值观教育中应从个别看法的层面倒推到思维方式的层面;应进行思维方式的归类和研究;应研究对象交往环境的变迁史;应避免强行沟通和各说各话。     

试析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曼海姆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理论扩展为一般知识社会学,认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混淆了意识形态概念与具体的历史的真理概念之间的关系,也钝化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锋芒,倒退到一种纯粹的唯心主义“精神哲学”。对曼海姆相对主义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批判的核心。     

大学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关系的历史透视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普通教育(自由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分裂与融合的两种状态。今天,高等教育已经融入社会的中心,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一致,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从分裂又走向了融合之路。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型

在阿尔都塞中期的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出现。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后,阿尔都塞渐渐转向在现实政治领域探讨对意识形态的超越,着重于对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自身结构的学理化解析。在意识形态断裂的前后不同阶段,作者对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批判和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始终处于辩证矛盾的关系中,具有作者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