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学风思想的创新成果——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研究》

阎树群教授所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思想的历程、宝贵经验和阶段性特征予以全面深入阐述,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创造紧密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有独到见解。该书以严肃端正的学风研究党的学风思想,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领域、推出新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论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言的大众化,使之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的大众化,使之成为大众的自觉追求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大众化,使之成为大众自觉参与和实践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分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理解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误解是马克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无法统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或政治精英阶层对自身精英身份的执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不能统一的基本原因。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内涵的五四运动具有重要的位置和作用.它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基本的前提;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坚强的主体;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提出了"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孙伟平、周广友撰文《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政治理念和哲学命题,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和学术运动,存在着"描述性事实"和"规范性理念"两个维度。因此,其合法性问题也有多个层面,如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科学性考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即"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延伸,是对其空间特性、时间特性与阶级特性的明确界定,是当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高瞻远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问题意识、与时偕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依托、和谐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与中国化的产物,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实践导向、与时俱进。     

《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之作。中国化在《讲话》中体现为一种明确的中国环境的现实问题意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是时代化的基本表现和特征,大众化主要表现在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的根本原则上。《讲话》所取得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在今天无疑仍富有启示,仍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征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1978年以及1978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为时代性、实践性与人民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根"和"源",把中国国情作为根本依据,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根本领导力量。     

《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理论成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这种成果早期的重要贡献,艾思奇青少年时代就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风糜一时,不胫而走,因为他在理学内容,研究方法,成果形式方面,都是有创新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大众哲学》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对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批判回应与基本内涵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核心要义,必须回归灌输论经典作品——列宁的《怎么办》。不同于西方批判的“灌输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灌输性和启发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理论,对团结世界无产阶级、推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研究综述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科学内涵,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关系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侧重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问题.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主要观点有"前提论"和"目的论"、"互为前提论"和"互为目的论"、"同一过程中不同侧重论"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重申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江泽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的境界。《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新阶段形成的又一个伟大的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往往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以致造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之间的某些不协调,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完全意义上的结合.其实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民族化在内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实现条件.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要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项崇高而长期的使命.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把握三个方面要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社会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是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要求是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个结合”的递进发展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两个结合”的方法,进而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可以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方法,以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在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一个结合”,后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且两个阶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揭示这一规律,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当代内涵。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张力——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思考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也是一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品教材,然而,其对于理论与政策关系的把握有待改进。从课程的主题、任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来看,《概论》应当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政策层面内容的宣传是绝对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度的把握则有可能淡化理论教育的宗旨。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科学化现代化中国法学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创立了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三次伟大历史 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这三大理论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领域的实践智慧、理论创新、制度构建,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的独创性、原创性、集成性贡献,凝聚了我国法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思想精华,标记下我们党持续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     

“灌输论”的现代价值

列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灌输论仍然是一种具有鲜明目的性、主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其精神实质是强调思想理论教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必要性,如何更好地发挥灌输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朱德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朱德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而深刻。应该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深入认识并积极借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思想本身,更具有时空延伸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胜利与高歌猛进,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社会主义的"中国式"休戚与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走自己的路都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也是历史的结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