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晚清白话文运动从白话理论的自觉和白话观念的演进、白话文学必将取代"古语之文学"的文学进化史观、现代白话书写的语言试验与奠基、现代白话文写作和白话文学创作的经验积累及文体试验、五四白话文运动领袖人物之陶铸与现代白话文作者之孕育、白话文(学)读者群体及接受环境之准备、文学内容革新方面的熏陶与影响、为白话文争得了至关重要的合法地位等方面,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了必要的历史积淀。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白话文运动"是对语言与文学的双重革命.胡适"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并取得显著成就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语言的主体地位,找到了"语言"逻辑分析的起点.因此才有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觉悟,并使其坚信白话文学是大势所趋.但语言工具只是"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胡适的"语言工具论"限制了他的现代语言观,究竟如何推进白话文学,胡适只能从文学史上找根源,再就是不断地"尝试"白话文写作.     

文学语言:语言与言语的张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至今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 ,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却见仁见智。本文试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角度剖析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张力性质 ,对现代西方文论中涉及文学语言的“突出”说和“陌生化”理论进行了探讨 ,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 ,是一种驾御语言张力的艺术     

形式与内容观照下的五四文学语言变革

五四文学革命以语言变革为切入点,但是单纯的语言形式变革无法满足文学革命对思想变革的诉求,人们开始审视文学语言形式所承载的内容,最终完成了"新文学"的建构。从晚清到五四,文学语言起初作为"便于交通"的工具,其本体性的一面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认识,直到文学革命发起,对文学语言的理解才更为立体与全面。文学革命以改变思想为目的,开启了对文学形式方面的改良,同时,对思想变革的诉求也体现在了文学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其结果便是现代文学语言走出了简单的文言与白话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形成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包融了中与外、新与旧的现代白话,鲁迅的小说语言便是其典型形态之一。     

离开文化母体文学能走多远——对"言文合一"运动的重新思考

新文学写作出现的若干问题,如作者文学素养的缺失、文学语言的鄙俗化、对西方文学资源的过度信赖等问题,都与二十世纪初的"言文合一"运动有关.以白话文替代文言后,丧失了传统文化资源的新文学写作必然会出现畸形症状."言文合一"运动与传统决裂对中国文学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后,开始凸现.     

“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现代白话文倡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倡导,主要是在于为"白话语言"建立一个现实浓厚的政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为现代白话建立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特质——这些内涵与特质对日后新文学及其语言的发展影响至深。在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学开拓的空间上,陈独秀的现代白话倡导表明一个真正意义之上现代的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使之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高度的重要事件。由陈独秀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白话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语言媒介,从这个角度说白话文奠定了"现代中国"及其言说方式。     

民初小说语言的建构与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创制不失为晚清以降中国小说语言杂糅发展过程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初文学观念的转移与文学实践面貌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民初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晚清以来历时性的文学语言建构情况,在共时性上全面地展现,体现为骈文、古文、以不同时期古白话为范式的白话、不同程度欧化的白话、不同程度使用方言的白话等语体加以采用。此时,文言的使用在民初小说语言之中又成为一种风气,而白话的小说语言建构相对表现得不太突出。民初小说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而在内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卷化。     

语言变革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生成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现代化的品格,是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道器”融合。脱胎于新文学语言变革的整体体系,儿童文学接榫了白话文运动所开创的语言新传统。在国语教育的现代制度下,语言新变与儿童教育双向发力,整体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根植于儿童性和文学性的本体,重构了汉语新形象,并融入母语现代化主潮中。     

鲁迅与胡适语言观念的差异及意义

胡适的语言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胡适从一个学者和启蒙者的立场出发,更强调满足社会现代性需求,因此他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而鲁迅则既从启蒙者也从作家的角度看待这个变革,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对语言的要求。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正好能够看到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某种缺损与不足。     

包天笑与晚清小说翻译

包天笑是晚清时期影响很大的文学翻译家之一,他采用晚清译界普遍采用的"译述法"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作品。包氏译作在总体上体现了晚清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其所采用的浅近文言是传统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特殊产物,它既具有文言文雅洁简明、节奏抑扬的特色,又具备了现代白话文浅近明快、通俗易懂的某些特点,对于推动近代中西文学交流、加快现代语言革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桐城派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发起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需要一个集中了"旧文学"、"旧道德"特征的批判目标,桐城派正是这样一个符合要求的目标.当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以后,桐城派是否应该被批判就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客观分析,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晚清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重读《安徽俗话报》

从白话及其建构的文学作品语言入手,我们重读晚清白话文运动中颇具影响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发现其使用的报刊语言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其文学创作在语言形式上主要来源于传统白话的通俗文学,并极大利用了中国古代的俗文学资源。参照胡适此时的白话实践,可以看出它们共同反映出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是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学语言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现代中国文学语言本体研究范式与现代文体的创制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肇端与发展,是近现代文学共同的话题。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内容和思想两个方面,这种研究思路潜隐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即内容/形式、思想/语言。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生期开始就提倡语言变革,相对于内容层面而言,文学语言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形式层面的要素成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支点。种种语言选择的主张和实践,使得从"精神"到"文体"的最终表达都有了全新的面貌。     

《汉语入门》的小说改编及其白话语体研究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1892年编纂汉语教材<汉语入门>,书中选取中国小说<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家宝二集>,用当时通行的口语加以改写,反映了编者个人的文学观和语言观,同时又带有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欧洲影响的烙印和19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印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将"五四"与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变迁相勾连,表明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对既有的论述构成了一定挑战,促使我们反思从晚清积蓄力量到"五四"最终爆发的文学革命中的其他源流,考察来自异质文化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因素.     

学术研宄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读《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

<正>2015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白话文运动也已百年。提到白话文运动,人们总是过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段,而对于白话文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发生却鲜有提及。没有晚清,哪来"五四",这一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著名论断也显现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天津     

作家型学者刘恪的学术语言特色——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为例

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始于文学内部的研究,即从文学语言出发,采取直面命名、清晰分类和细致描述的言说方式。他的分析和总结是在描述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观念先行;他使用的是他内心感受出的语言,而不是公共语言;他把创造性的热情带到学术研究里,使学术语言有了体温、创见和趣味。这对当代学界具有借鉴意义。     

“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

瞿秋白倡导的"文学大众化",以"文字革命"引发"文学革命",既是一次语言变革(大众语取代"新式文言"),也是一次话语颠覆(阶级论话语对启蒙论话语),从而自觉而不自觉地疏通了曾被"革命文学"断裂的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进程。"文学大众化"表面上看来是通过"口语化"来实现文学语言的"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在承认言、文分离而又主张言、文重合的前提下,借助"大众化"祛除五四后新文学的欧化和精英化趋势,并以大众化书面语(文字)为语言本体,为文学母语的重建提供了另一种探索方式。虽然"文学大众化"具有其特定的政治实用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但它对语言(文学)乌托邦的祈望,在客观上成为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正是在这样的设想或规划中,重构中的母语文学得到调整、校正、优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