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

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期间,援朝作战的明朝将领在朝鲜半岛建造了关王庙,自此,关王崇拜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起初,朝鲜国王漠视关王庙,随着朝鲜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朝鲜国王逐渐热衷参拜关王庙;肃宗年间还在全国各地修缮了关王庙,将祭祀仪式统一化、祀典化,并把明朝将领作为关王庙从祀的对象。从此,参拜关王庙就逐步成为朝鲜尊周思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王庙成为朝鲜王朝宣示正统的一个重要场所。19世纪后,在官方的倡导下,朝鲜关王崇拜由庙堂走向民间,关王崇拜实现了本土化,关王形象逐渐"韩国化"。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进步的士意识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能够从意识形态上转变朝鲜儒生的腐化堕落,转变儒生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读书、经世和交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朴趾源的士意识,同时发现朴趾源的进步士意识为朝鲜朝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

袁世凯在任职驻朝商务委员期间,为在朝华商争取到一系列相对优厚的政策,促进了华商经济的成长、壮大;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经营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一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外商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华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朝鲜的民生,部分地左右了朝鲜的国计,有力地配合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18世纪朝日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考究——以《东渡笔谈》为中心

朝鲜朝通信使是维护古代朝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的使者.两国文人在古代结下的友谊,对当下朝(韩)日关系的走向亦有着积极影响.《东渡笔谈》是朝鲜朝通信使停留曰本江户期间,由日僧因静记录的笔谈内容及酬唱诗文,具有较强的现场"诗会"性质,既生动地揭示了两国间的交往历史,还可从新的角度探究朝日思想文化渊源.然而,纵观朝日文人在使用第三方语言,即汉语开展笔谈所记录的《东渡笔谈》则不难发现,双方的交流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元素,不仅为两国文人开展文学交流注入了活力、深化了内涵,也呈现了中国文化元素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深远影响.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阳明学与许筠的文学思想

阳明学与许筠的文学思想［韩］李钟虎在韩国历史上，朱子性理学被奉为朝鲜王朝的国教，在政治上、学术上始终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自十四世纪朝鲜王朝建立到十九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朝鲜王国国权丧失前一直没有动摇过。在这样的状况下，大约在十六世纪初传入朝鲜的阳明学...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西汉前期治国立法思想的变化及其对法制的影响

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时期,是在秦王朝被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之后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西汉地主阶级所奉行的治国立法思想,与秦王朝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汉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而且对后来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西汉王朝治国立法指导思想变化的原因、过程以及西汉前期法制的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朝鲜王朝茂山镇建置考

茂山镇是朝鲜王朝设于图们江上游南岸的重要邑镇。该镇起初作为辅助富宁镇防御女真人的一个边堡，应设于1433至1436年间，1509年随同三堡移（增）设而首度西移，1603年升格为堂上佥使堡，1674年二度移设至图们江上游南岸，1684年升为都护府，完成建置。总的来说，茂山镇建置的主推力是防御问题，而朝鲜王朝渐趋衰退的边防军力乃至国力，是其建置被长期延迟的主要根源。茂山镇建置的完成，标志着除江源地区外的图们江上游干流河段开始成为中朝自然界河，这在明清中朝疆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焚书坑儒原因再议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之前的秦王朝可谓“世异变,成功大”,可是在焚书坑儒之后,秦王朝便从它所达到的顶点急遽地跌落下来。焚书坑儒可以说是秦王朝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