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法治与法的价值追求

要发挥并强化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就必须重视法治的价值建构。强调法的价值追求是非常必要的，它将使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更具有创新性和生命力。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法治的“教程”——以法权会议报告书为中心

暴力和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打击司空见惯的手段,但作为一项教育工程的翻译以及诸如报告书之类的文字规训却是隐秘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而言,法权会议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信息加工、构建＂帝国档案＂的工程之中的典型例子,反映了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殖民的权力对中国法律进行规训的努力。法权会议报告书也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又一＂教程＂。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推动了法治从国家统治方式(国内法治)发展成为向全球治理方式(国际法治)。从形式法治概念出发,(国际)法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法律的可预期原则、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和法律纠纷的有效解决原则。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主要差异在于:国际法治是契约型法治、多元分散性法治,国内法治是强制型法治、一元型法治。国际法治区可分为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这两个层次的法治的典型是WTO法治和欧盟法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促进社会和谐的法需要具备的条件--以法的创制主体构成为视角

只有平等地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公民利益和意志表达的权利,特别是保障他们选择法的创制主体组成人员的平等机会,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协调和化解各种矛盾,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代表机关所创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准确反映全体人民的真实意愿,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才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     

议“软法”与“硬法”的救济边界——以公立高等院校学生管理纠纷为例

"软法"是一个近年来才兴起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法--"硬法"相对应的概念,其主要是指社会公权力主体制定的不具强制拘束力的行为规范,如公立高等院校学生行为规范,行业协会规章、村规民约等等.同硬法治理一样,软法治理也涉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处分,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因而软法治理也必然要面临对权力的监督和对权利的救济问题.软法治理下的相对人是否可以将纠纷诉诸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硬法救济机制,还是只能在软法自治体系内寻求救济,关乎相对人的切身权益,但这一问题在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远没有形成共识.本文提出,并非所有软法治理之下的纠纷都可以进入硬法救济机制,为保障软法治理的有效性,在划定软法救济机制与硬法救济机制边界时,应当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对相对人法定权益的保护"和"对社会公权力主体自治体系的维系"两个标准;这一划分方法对相关领域"硬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导向意义.     

非正式法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以埃利希"活法"理论为视角

非正式法是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厘清其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调节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法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埃利希的活法理论为我们剖析非正式法提供了理论工具.埃利希认为,非正式法在国家产生以前就与联合体同时自发地出现,随着联合体的发展而发展,并将与联合体一起长期存在.非正式法与正式法之间相互转换的力度逐渐增强,最终会取代正式法,成为调控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关系解析——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视角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广东改革的内涵不断丰富,法治建设的空间不断提升,"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的关系也逐步发生转变。新时期,广东必须坚持党委统筹,以"法治广东"为目标,以国家法律为基础,确保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广东"建设应当以改革为重要形式,回应民众多元化的法治需求。"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法的精神之理论再探讨——以经济法为例

法的精神在法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倡导一种动态的精神追求;在法律的功能上,更多地侧重于在事情和事中对经济主体进行价值指引,它平等公正地对待各法律主体的利益,从各法律主体的利益结合点出发,努力促进各法律主体通过价值指引的方式来消弭冲突和对立,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本文以经济法为例,从法的概念这一新角度出发探讨法的精神。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纠错何以失灵?——从“错法”问题反思我国法治建设之阙失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错法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给社会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由于法治整体水平不高,既有法律体系的纠错机制和民间的法律规避都不能有效解决错法的存在,损害了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归根结底,错法是由于我国传统法治建设的阶段性和缺陷所致。必须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阶段性任务、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法治建设的方式及路径以及法治建设中的监督制约机制进行反思,从中寻找解决错法问题的根本途径。     

试论“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

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作为相对存在的法治理念和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法治思维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发展。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对平庸的恶予以有力扼制,使法治的善得于全面弘扬,将有助于引导和推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