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学话语中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兼及中国诗学的印象式批评之说

当代诗学话语中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诗学是一种印象—点评式批评,缺乏理论性与体系性。实际上,中国诗学是一种具有理论话语、辩证文化逻辑与思维方式的理论体系,拥有独特的理论范畴与中心观念。中国的诗话词话是中国诗学的主流,是中国诗学中理论批评的代表,其特有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中国诗学的特色。诗话词话的理论实绩不仅表现在义理、词章方面,考订之功也十分突出。因此,以中国诗话词话的观念为主线,以西方诗学为参照,可以论证中国诗学的基本特性。     

中国古代诗学在越南

因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中国古代诗学很早就出现在越南。古代时期,中国古代诗学深入越南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给越南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19世纪末,越南文化第一次碰撞西方文化到越南国家统一之前,出于现代化文学的需要、战争环境及其他原因,中国古代诗学在越南几乎被忽略。国家统一(197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1986年)之后,中国古代诗学又受到越南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越南文学研究注重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也是想通过中国古代诗学更加了解越南古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     

文学与文化互动铸就诗学辉煌——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回眸

坚持文学与文化的辩证互动、双向建构关系,是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文化诗学”的理论亮点之一.总结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发现,辉煌的诗学成果正是建构于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之中,而大量新的文化理论催生出大量新的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与文化互动产生的丰硕成果.相反,文学与文化互动的偏失则带来诗学发展的曲折.这些历史的经验,从一个侧面为坚持文学与文化辩证互动的文化诗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

文化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发展中,文化视野和意识形态分析互相交错,使马克思主义诗学成为一种文化战略诗学。在肯定文艺研究的独特性基础上,坚持文艺研究的文化视野对于沟通我们的传统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以及西方当代诗学潮流,使诗学理论切合文学当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一种批判诗学——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看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审美中心论","文化诗学"既无法面对更加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也无法对现实形成有效干预,所谓的"介入现实"基本上成为纸上谈兵。"批判诗学"是对"文化诗学"的继承与拓展,它在保持文学理论审美品格的同时,试图增加批判这一动力系统,意在让文论与现实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从而强化理论的及物性、实践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批判诗学"的理论资源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诗意的裁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否定的辩证法引领下的文学批评和大众文化批判。其理论预设和操作方案很可能在萨特的"文学介入"与阿多诺的"艺术自主"之间,即在对其二者的双重借用和批判中保持一种张力和平衡。     

民族国家神话：何其芳诗学道路的文化归属

何其芳的诗学道路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老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心路历程,研究何其芳的诗学道路,对于我们反思20世纪各种复杂文学现象,开创21世纪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应当运用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将何其芳的诗学道路置于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下,从话语语境、作农忙 态、文艺生态等方面对其进行重估何其芳的诗学道路上尽管有着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但却存在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民族国家刘话”的文化内涵,这是解下何其芳计学活动一切问题的关键。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学问化视角下的古典诗学与清诗研究

中国古典诗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学问化问题;它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所描述的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的“以学问为诗”等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展开。这一学问化过程兼具民族文化和诗学两重意义:就前者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体现;就后者来看,它增添了诗学存在的内涵,开辟了特定层面或群体的诗学审美空间。从这一角度看古典诗学及清诗研究,将展示出更开阔的学术空间。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中国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及其学科意义

中国派文化诗学是由童庆炳、刘庆璋等学者倡导的文本——文化批评理论。这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综合性研究方法,沉淀了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将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有机结合,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批判的文艺学新论,从解析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派文化诗学由于具有审美性、文化性、现实性三大品格而给予当下文艺学学科重建以诸多启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叶雏廉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模子”学说，以关注中西文化的互照互省。他对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化模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     

评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关于中国原创诗学的一个观点

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认为,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受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摹仿—情感的"(mimetic-affective)诗学;日本和中国的诗学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是一种"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世界上没有一种诗学是建立于叙事文学之上的。中国原创诗学是《诗大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为何中国原创诗学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并认为《诗大序》之前的古代诗论,特别是孔子和司马迁的诗论,也是中国原创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由主义诗学论纲

探讨中国自由主义诗学主要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可以看出诗学研究将对自由主义文学中审美研究弱化现象起着纠编的作用.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从诗学视角看《茶花女》的接受与传播

采用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特别是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结果表明其成功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译者充分尊重了译语体系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林纾的个人诗学与社会的主流诗学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该研究再次证明文学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协商的复杂过程。     

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与伯顿·沃森英译中国经典

Lefevere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理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为促进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指出他的成功在于他的适当的翻译策略和赞助人对他译作的赞助。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文章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论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的现代效能

道德批评是中国诗学的一种基本模式,接续古代文学的德本意识,是拯救浮躁凌厉、欲望泛滥的当下文学病症的重要武器。古代文学道德学重新发现文学的道德价值,它是拯救文学话语困境的积极应对,重建了文学价值体系。直面当下的消费主义文化,弘扬时代文化主旋律,有效处理读者的接受期待和积极引导的关系,建构古代文学道德学指明了文学健康发展的绿色通道,也彰显文学批评的人文关怀力度,它有利于重估道德批评的现实价值,从而给当下的传统文化建设与中国文论重构等相关的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参照。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