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特点初探

以新的视角研究政治信念 ,特别是对 8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特点进行研究 ,对于共产党人在新世纪强化理论创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一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学说、原则、理想的真诚信服和执著追求的态度。信念包括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和生活信念等 ,其中政治信念是人生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那么 ,今天为何去探索共产党人政治信念形成的规律与特点呢 ?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就在于 :在社会主义运动暂时的低潮时期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 ,我…     

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论纲

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它不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理论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以此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 ,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 ,预测中国的发展趋势。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