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支点,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理论界对文艺本质的不同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当然可以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理论内涵,但却不可以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结构。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学说的考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关于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作为对于社会结构中所有具有上层建筑功能的观念层面的东西的概括,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主要指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也包含着表现这些思想和观念的物质材料和方式,是以观念属性为主导的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的统一体;同时它也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种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认为只有纯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才属于意识形态,而文艺不是纯理论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看法,并无理论依据也与实际不符。审美的本意是感性学,说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强调了文艺的感性特征,强调了文艺与其他纯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区别,这种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对文艺的社会性质加以概括和界定的方法和思路有助于深化对文艺的认识,不会造成以审美消解意识形态的后果。     

白居易评价之我见——兼与裴斐、王启兴先生商榷

裴斐先生的《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66期)发表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因为它不仅仅是就古论古,而是与现实、与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动态密切相关。裴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白居易“以政教言诗”是不是现实主义诗论?当时是否存在过一个新乐府运动?     

社会与社会学——兼与潘修华先生商榷

有学者宣称：中国没有＂社会＂。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中国不但有社会,而且有世界上发育最完备、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最根本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     

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文艺——评《文艺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文艺——评《文艺与意识形态》凌晨光臧济秀对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者来说,意识形态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关键性课题。正如《文艺与意识形态》的作者谭好哲先生所言：“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许多观点、问题与范畴、概念,包括理论批评...     

解诗二题——兼与艾治平先生商榷

解诗二题———兼与艾治平先生商榷李德辉“燕山”不是“燕然”艾治平先生《历代绝句精华鉴赏》（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释李贺《马诗》之五,以为“燕山月似钩”之燕山是指“燕然”,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这一（代）带是历来的古战场……李贺生活...     

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新探——兼与李运福先生商榷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自动化、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这种形势下,揭示和说明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对生产劳动从而对价值形成和创造的重要作用,就成为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理论问题。抛弃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显然是一种倒退;重复政治经济学的简单解释,又说明不了问题。笔者十分赞赏李运福先生的态度:“要敢于面对现实,对新问题坦陈自己的观点,大胆探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就科学技术与“价值创造”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看法,并与李先生商榷。     

实践乌托邦批判——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新老实践美学把实践作为本体论的范畴,把实践当作自由的活动,以实践来说明审美的性质,实际上构造了一个“实践乌托邦”。实践本来是历史科学的概念,不具有哲学本体论的地位;而且作为异化的、现实的劳动,也不具有自由和超越的性质。因此,不能以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实践不能说明审美的本质。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实践唯物主义之我见——兼与公木先生商榷

近年来,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很热烈。但在很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哲学界远未取得一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争鸣、讨论。读了公木先生的《论实践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文杂志》1990年第4期,以下简称“公文”)一文后,我同意文中所言,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实际上,“实践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杰北征辨——兼与顾诚先生商榷

高杰北征是南明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抗清军事行动。固然 ,由于出了叛徒 ,主帅身死 ,是出师未捷 ,然其性质不容篡改 ,其影响不可低估 ,其组织者参予者如史可法、高杰等均不失为魁磊男子 ,民族英雄。顾诚《南明史》的相关阐述惜乎昧于局势、惑于谬说、益以鉴别史料的工力未能如愿 ,因而做出了完全悖乎史实的评判 ,谨予以澄清     

论审美中介——兼与劳承万、胡经之等同志商榷

审美中介概念是近年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近几年来在美感问题研究上的专著和文章,对审美中介的理解,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感通本体引论——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儒家哲理的关键问题是:一种源自人心的仁爱情感如何能够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当前学界对此问题主要有实体论与情感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实体论凸显了仁道的形而上之维,但它在完成仁道形而上学建构的同时,使其脱离了仁者之仁的本意,沦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实体。情感论回归仁者的原本情感体验,避免了仁道的抽象实体化,同时却陷入了经验主义的困境。感通本体论以感通为视角,揭示仁道如何能够既立足仁者之仁,又能够超出仁者的主观性限制,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枢机。     

美的命题与文化阐释——兼与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商榷

在我国当今学术研宄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对了一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命题,人们虽然比较看重它们在哲学或逻辑上是否成立,却忽视了从文化发生学上给出相应的论证与批判,在运用上往往出现越过它们文化界限的倾向,导致学科研究中方法与对象的严重错位。我国现代美学的著名命题“美是自由的形式”就是一例。“美是自由的形式”,显然是一个从康德美学理论中提取出来的命题。它以两个预先给定的概念为基础,那就是“自由”和“形式”。只要给出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和阐释,就能得到一个关于“美”     

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

"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的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说文》释巴为"虫、蝮",更是证实了巴之本义为毒蛇,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历史文献及现代动物学证实,这种蛇远古时期称"巴",秦汉时期称"蝮虫",民间又称"反鼻虫",唐宋时称"蝮蛇",明代也称褰鼻蛇,现代称五步蛇或尖吻蝮。     

国学的知识论取向——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

国学的倡导不应当被简单地看作某种文化复古,国学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学自身的品质主要是来自其在地域所属、民族种性和政权体制这三个层面所特有的规定。从多元文化共存对话的角度来看,国学应当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代名词,国学最终只能以特定类型的知识形态进入到人类整体的知识序列之中。     

孔子德论再探讨——兼与孙熙国先生商榷

孙熙国先生认为,孔子以"道"论"德",并在"道"的视角下观照"德"的意义,把"道"置入人心,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实际上,孔子思想中包含着后世心性理论的因子,并不代表孔子本人已经建立起心性理论;以后学的思想来表述孔子的德论,亦有过度擢拔孔子理论高度的嫌疑。"德"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道德品性,还具有神秘力量的意味。他因"天"言"德",在"天"的帷幕下论述"德",并试图将"德"置入人心,为儒家后学继续发展心性理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徐福故址新考——兼与罗其湘先生商榷

<正> 罗其湘、汪君《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一文认为,徐福为齐琅邪人,故址徐福之乡即今赣榆之徐阜村。大均读之,觉其中颇多商榷之处,谨撰此文就正于罗先生及海内外专家。《汉书补注》讲得明白,徐福之故址乃汉时徐乡县,属今山东黄县。《汉书·地理志上》:“东莱郡……县十七:掖、睡、平度、临朐……徐乡。王先谦《汉书补注·徐乡条》云:“成帝封胶东共王子炔为侯国,见表。于钦《齐乘》云:盖以徐福求仙为名。《续志》:后汉省。《一统志》:故城今黄县南五十里。”     

实践存在论美学新探——兼与张弘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朱立元先生借助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赋予实践范畴 以全新的解释,这是综合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所取得的重要收获,文章以此对 张弘先生的批评给以了回应。     

历史哲学之我见——兼与刘修明先生商榷

“历史哲学为的是寻究普遍的人类发展道路.但共同的人类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域的人民组成的.历史哲学不可避免要通过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说明人类发展的特殊性和多途径.……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进程的辩证关系解释越深刻,越切合国别史、民族史的实际和世界的关系,就越能使人类正确地认识自身、正确地处理自己和社会同世界的关系.因此,历史哲学和国情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它离不开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