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考证五则

一、盖十世希不失矣 《论语·季氏》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何晏《集解》解释说:“孔曰:‘希,少也。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室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至于昭公十世失政,死于乾侯矣。’”后世多以何说为是。我认为何氏依误文作解,不可从。文内“十世”当为“七世”,是形近之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宋人乐祁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杜预释“四     

论周代的“同姓不婚”礼俗

<正> 周代是我国礼俗的大成时期。在周代的诸多礼浴中,尤以婚姻礼俗最为引人注目,有礼“本于昏”(《礼记·昏义》)之说。而其中“同姓不婚”又为最大戒律,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自汉唐的博士硕儒乃至今天的专家学者在对“同姓不婚”的理解上仍存在着原则分歧。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谈点个人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同姓不婚”的记述以《左传》与礼书为最集中。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男女辨姓”。昭公元年说:“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等等。又如《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曲礼》说:“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等等。汉人许慎说:“诸侯娶同姓”(《五经异义》)。意在否定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古籍中确有“诸侯娶同姓”的记载,如晋献公娶狐姬、骊姬(《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平公内“有四姬焉”(昭公元年),鲁昭公娶吴孟姬(哀公十二年)等。但这些都是个别事     

孔子“《诗》可以兴”命题与先秦思维方式

<正> 一“《诗》可以兴”命题在《论语·阳货》中被列于孔子论诗价值的“兴、观、群、怨”说之首端,这表明孔子对于《诗》的“兴”功能特别地重视。传统经典对该命题中的“兴”义主要有两种,即汉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宋朱熹的“感发志意”。两注虽稍有不同,但共同处在于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明“兴”的:“引譬连类”是指借《诗》中所言来作譬喻和类比,“感发志意”也是指从《诗》中所言去感悟启发思想情志。在孔子所处时代,与《诗》同时存在的权威性著作至少还有《书》、《易》、《礼》等,为什么孔子单单言“《诗》可以兴”而不及其余?主要原因在于《诗》具有其它著作所缺乏或难以企及的形象性特点。《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多有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的     

论孔子适齐

<正> (一)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到鲁国去,曾与孔子晤谈。当时景公向孔子询问秦国的发展趋势,孔子极其精辟地分析了秦国的情况,博得了齐景公的赞赏(见《史记·孔子世家》)。公元前517年,鲁国上卿季平子与(后耳)昭伯因为斗鸡发生了争执,得罪了鲁昭公,昭公率师攻打季平子。季平子使约鲁国的另外两个大家族孟氏和叔孙氏,三家共同攻打鲁昭公,结果昭公师败,逃往     

重台

陶宗仪《辍耕录》卷十有《重台》一词,谓凡婢之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引《左传》昭公五年“日有十时,人有十位,而日臺为台”,及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辈,故舆臣台”二说为证;因以“台”乃十等之至卑下者。颜案:台为极卑极贱之义,容或取诸左氏;然“重台”之名,则昉于宋人或古已如此。宋高宗作《翰墨志》:“评书者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     

西双版纳和西周社会政治及礼俗制度比较研究——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先秦史一例

历史的规律性表现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间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时,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礼俗等方面,往往出现重复性和常规性。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发现了这个道理。当孔子听到郯子论少皞氏以鸟名官时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在后进民族的社会现实中,往往可以找到在先进民族中已经丧失了的礼俗制度。这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民族学和比较民俗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晋语辨正

太史公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国语》有韦昭注,可以帮助后人懂读《国语》;其有疑义,余作辨正;兹录《晋语九卷》之辨正,以就正于广大读者,幸指谬误。笔者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成都[晋语一] 一、隶农韦注;隶,今之徒也。按隶农为农奴。农奴,奴隶之耕田而不自由者。徐元诰谓犹庸耕者,非也。庸耕尚有自由,农奴则失自由者。故下文曰,“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乡,为人而己。”岂非不自由乎! 二、骊姬请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悬。虞御史云,速,疾也,县,缢也。吴闿生     

《左传》“大司马固谏”杜注质疑

《左传》僖公22年“大司马固谏”句,杜预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以“固”为人名。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并从之。其实不确,兹质疑如下: 一、从《左传》用词上看。《左传》桓公6年有“齐侯又请妻之,固辞”;桓公,17年有“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僖公8年有“大子兹父固请”;僖公24年有“固请于公以为嫡子”等等。可见“固辞”、“固谏”、“固请”是《左传》的习惯用语,做副词。下文僖公27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有“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一句,则记其全称,当是初次露面的记法。那么,前面的“固”必非公孙固。 二、从人物作用上看。宋襄公自僖公9年即位起到僖公22年宋楚泓之战结束,其间凡临大事皆由子鱼参与决策,此不一一罗列。 仅以僖公21年、22年为例:     

《说苑校证》校补(三)

若不赏,是失信也,奚以示民?(贵德篇P107)按：示,《左传·昭公十五年》作庇,考之《僖公二十五年》云“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尤为示读为庇之证(古示、庇同隶脂部)。《国语·周语下》“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韦昭注“庇,覆也,言行相覆为信也。”庇,即“实践”,“使相符合”、“覆约”之义。《荀子·赋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王念孙《读书杂志》云“示,本作施,俗音之误也。”窃谓示亦读为庇,《国语·楚语》“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可证。此“庇”为“覆庇”、“供养…     

孔墨显学对立的阶级和逻辑意义

孔子和墨子都是鲁国人。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保存西周哲学遗产、文献材料最完整、最丰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鲁,“观于周《乐》”;《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     

平王东迁年代新探──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47年说

关于平王东迁的年代，历来皆据《史记》，认为是在平王元年，即前770年．事实上战国时还有一种说法不为人瞩目：左氏昭公二十六年《传》[正义]引《汲冢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申侯、鲁（原本作“”，，“”即“吕”①）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候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左传》原文说：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尔雅·释言》：“替，废也，灭也”；公羊昭二十三年《传》：“君死于位曰灭”；可见《竹书》晋文侯“…     

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一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正义》引《竹书纪年》曰 :“平王奔西申 ,而立伯盘为太子 ,与周幽王俱死于戏。先是 ,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太子 ,故称天王。幽王既死 ,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 ,① 携王为晋文公 (侯 )所杀。以本非适 (嫡 ) ,故称携王。”《竹书纪年》所叙周二王并立的史实 ,《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史料中亦透露出骊山之难前周“二王并立”的信息。② 我们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的材料 ,梳理“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线索和文化背景 ,对于研究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人的生…     

春秋楚国庶人浅析

春秋时期,楚国的庶人有国人与野人之分:国人中既有庶人,也有君子,野人则全是庶人,国人主要是楚族人,野人则通常是异族人。这样以族的同异来区别人的国野,与诸夏的情况是相似的。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在诸夏之上。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的“土不过同”,到成王时的“地千里”和平王时的“土数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疆域扩展的速度异乎寻常。楚王常以所灭之国为县,而以公子王孙为县公。楚人所灭之国的公室,大抵被迁至楚国的后院,如“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 (《左传·昭公十三年》);其余的贵族,也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昔的势位;至于庶人,则一般不离其故土。由此,楚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无疑大于同时的诸夏之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而楚国庶人中野人所占的人口     

《左传》“夏汭”考

对夏汭地望的几种不同注解春秋时期的"夏汭",两见于《左传》.昭公四年记有吴伐楚时"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昭公五年记有楚伐吴时"?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西晋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古汉水(沔水)下游又称夏水,故春秋以至汉、晋,汉水之口称为夏口,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汉水东流"南入于江"之处,约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最东端的碪家矶至黄陂县南的沙口之间.不在今入江处.     

楚灵王迁国移民考

楚灵王在位期间(公元前541——前529年)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迁国移民。本文拟对这三次迁移活动作一综合考察。为了讨论的方便,现将有关文献抄录于首。《左传》昭公四年(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 “遂以诸侯灭赖。……迁赖于鄢。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左传》昭公九年: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城,以夷濮西田益之。迁方城外人于许。”     

武汉沿革釋略

(一)夏汭在哪里? 武汉的古称是夏汭。《左传》說:“昭公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五年冬十月,楚于以诸侯及东夷伐吳,蓬射以繁杨之师会于夏汭。”晋杜预注:“汉水曲入江处,今夏口也。”不过,春秋时的汉水入江之处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方志家大多以为就是武汉。其实,汉水入江,历代并不是只在一个地方。《长江图說》就說过:“江汉由合之势,多誤者;又大別之誤误之。大     

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有《鲁邦大旱》 ,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 :“邦大旱 ,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 ,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 ,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 ;哀公礼尊孔子 ,常常向孔子请教 ,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种种迹象显示 ,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孔门后学两极——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产生原因述略

<正>观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潮流,本质上是中国缓慢地走向实现统一新格局的历史运动.可是,起初的中国人并不十分清楚这一切,只能通过可能的方式为改变或争取时局的好转进行无畏的探索.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便是动机于试图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致力于实现“为东周”(《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政治主张,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终于没有结果.他之后,他所培养的一批“斐然成章”(《公冶长》)的青年才俊之士,并没有因此放弃思考与探索,而是以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互勉互进,并在相互切磋、争鸣中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孔子殁后,孔门后学两极——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子夏在孔子殁后,适应着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新格局,居于魏之西河,做了魏文候的先生(《史记·魏世家》).在魏国他把孔子学说发扬光大,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直结的子夏学派”.①曾参则居于鲁国诛、泗之间,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为使命,“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发展了孔子注重内省体察的思想,形成为“极度重视个人修养的曾子学派”.②洙泗、西河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这种分野,自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上述两家共同的理论源头——?     

试论孔子

<正> (一)孔子的身世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如此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     

二重证据法研究思想史之一例——上博简《民之父母》篇论析

本文综合运用地下材料 (上博简《民之父母》篇 )与地上材料(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这二重证据 ,对孔子有关“民之父母”的思想做了详细研究。作者围绕“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等说法 ,将简本与传本一一对勘 ,找出其文字差异 ,考定其孰为合理 ,然后分析其思想意义 ,指出礼所代表的秩序原则、乐所代表的和谐原则以及作为实施两者的主体所具备的德行因素 ,构成了孔子所理解的“民之父母”的政治意涵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儒家政治学的经典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