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体制与城乡分离的加剧 --20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新学教育体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前所未有的变迁,却也由此引发了城乡社会一体发展模式的破裂,所谓中国文化"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导致城乡社会发展差距骤然拉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新学教育体制本身的致因也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定位

将近代中国的"新学"等同于西学,是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认识.本文认为,西学即"新学"的说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因此,本文着重从"新学即西学说"的形成过程、新学的指属范围、新旧之争的历史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近代新学的民族定位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自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乡村新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以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为范围

旧式教育向新学教育的转变是以教会教育为契机的.山西乡村新学教育在清末产生,到民国时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最好的省份之一,这主要得力于本地士绅等有识之士及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的进程缓慢.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与"三荒"问题——生态环境史视角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未能建成以"先王之世"相标榜的丰衣足食的乡村社会,其反倒成为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恶性互动的内在机制.其中,环境问题则是土地开发夭折与乡村社会过早陷入"三荒"危机的重要病理之一.最终,明前期的"三荒"现象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与它在前代的对应物一起推动着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社区政治文化：农村政治发展的认同基础

社会建设的最终载体是社区建设,而社区民主则是社区建设的保障前提,作为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社区民主的特点在于其直接来自于社区成员的认同,这一认同的心理基础就是社区政治文化。文章结合实证调查,分析了目前农村社区政治文化呈现的特点,并对构建当前农村社区政治文化提出了一些思考。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公仆建设

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我国农村党组织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农民群众对农村公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同时,农村党组织中出现了少数"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迫切形势.以"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公仆建设成了客观需要.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基于《管子》理财思想的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思考

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包含了丰富的理财思想。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管子》的"富上而足下"的富国论和"取于民有度"的理财原则,并由此而引发出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以求达到博古通今,启发灵感的目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变迁—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考察农村政治新的影响因素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变迁路径已刻不容缓,而探讨一个适合分析这一阶段特定情形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政治诸问题进行"过程/事件"和"结构/制度"的二元分析,对不同特征的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是探讨农村政治变迁路径和发展方向的可行方法。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改革方向,并已付诸实践,但这一个过程所涉众多,进展缓慢。本文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选取关键性影响变量,以修正的多源流框架分析、考察这一政策现象,对其中呈现的政策图景做出描述,从而预见并指出,"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过程是在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逐步完成的,但这一过程不会过于平顺,其间有曲折、反复甚至是退缩。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如何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通过"土地换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但符合农民工自身特点,而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可以加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二是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整合与流转.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媒介行为与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

以重庆农转非社区居民为对象,研究农转非居民的媒介行为与市民化的关联。研究发现,农转非居民的媒介行为和媒介内容偏好对其向城市人观念与行为转变有一定影响。促进农转非居民的媒介使用,长远看来会对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