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汉代经学研究概述

本文通过汉武帝独尊儒术原因、汉代崇经原则、汉代经学学派、汉代经学作用、董仲舒思想、王莽改制与经学关系、《白虎通义》等几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汉代经学研究做一概略总结，旨在为学者们研究汉代经学提供参考。     

试析画像石和儒学的关系

儒家经学思想倡导“仁”政和“德”政,极力推崇孝亲的行为。儒学思想体系在汉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阶级也极为推崇孝的思想和行为,“举孝廉”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导致了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的盛行。厚葬之风也导致了汉代画像石的繁荣,汉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厚葬之风是汉代画像石艺术兴起的原因,而厚藏之风的思想根源则来源于儒家经学思想,因此,对于探询画像石艺术产生的最终的思想根源来说,儒家经学思想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试论道家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由于受传统的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历来都认为汉代是“经学时代”,认为儒家思想是汉代学术思想的中心,认为儒家由“子学”发展为“经学”并最后堕落为“神学”是汉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主线,而对于在整个汉代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众多的其他学术派别的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思想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于儒家之外的学术派别尤其是道家学派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系统的阐述。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的构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的古今观已重新构建　。在历史的教训下，经学对原有的古今观作了反思，并有了明显变化，很快得到汉王朝的认　可和采纳。这种新的古今观的特点是强调古今社会及其统治政策的变化，而所以变化的原因　则是缘于所谓“时异”，亦即历史条件的变化。虽然汉代经学的古今观有着厚古薄今、往往　比较保守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它对顺应汉代统治政策的调整和强化皇权都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理论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产物——《说文解字》及其作者略评

两汉是经学发展的兴盛期.在经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两派的对立与斗争,反过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人们为了解经说经,就要研究语言文字.因而,经学的发展,又促进了语言文字之学——小学的发展.汉代建立以后,废除“挟书之律”,搜求古籍,又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于是,设立博士,整理经籍.汉代经籍有两个来源,一是依靠记忆而口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经学辞典》指瑕

《经学辞典》指瑕丁鼎经学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历史上，它曾对我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美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发生过多方位的深刻影响。本世纪初叶，随着封建王权的被推翻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经学被逐出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正...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张涛儒家经学在汉代成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士人，由于经学的濡染、熏习，心态也已大大不同于先秦士人。汉代士人心态可以归纳为：...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张涛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大师,精于《春秋》之学,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据现有资料,董仲舒似不曾专门研究《周易》和易学。但是,董仲舒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又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而在汉代易学发展史上,董学的影子也...     

人文化育经典常新——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七个议题。(一)关于经学史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的《从〈白虎通义〉有关“孝”的解释看皇权观念在经学研究中的渗透》,以《白虎通义》为出发点,考察了古代孝、皇权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对历来有关《白虎通义》一书性质的说法作了检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天宇教授的《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条列了汉代古文经学大师许慎《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援引今古文经说之例,提出早在郑玄之前许慎即已融合今古文,进而明确…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