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谈“人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这一问题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即使进入了当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被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有些人仍云里雾里,不知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能真正理解人治的基本内涵,甚至受外来势力的影响,盲目的抨击时政。简单的把人治理解为专制,甚至把法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广泛意义上的人治存在于每一个阶级社会。人治和法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人治。第一个角度是具体历史领域的人治,具有特定的含义;     

怎样认识人治和法治

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过去打过多年的笔墨官司,未见分晓。在我们进入以实现“四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加以讨论,进一步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搞清它,无疑是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由于人治和法治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没弄明白,以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从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到底有没有人治、有没有法治这个ABC开始。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跨越——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和关键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终于辟出了一条法治化的通道;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认识上突破性的发展深化。其意义不亚于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法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的分类是多重意义的。“人治”和“法治”所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形态问题,即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人治”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系于最高统治者或者领导者的圣明和贤能上,而“法治”则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人的素质更能靠得住。“法治”并不排斥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和作用,而是认为这种权威和作用必须置于法律之下。“人治”也并非绝然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法律必须服从最高领导者的意志和权威,领导人的话就是法。     

对法治和人治讨论的认识

当前法学界在法治和人治的概念理解上是颇有出入的。如果对讨论命题的概念理解不一,讨论自难一致。我认为法治应是指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反映其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而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来办事;人治应是指按照统治阶级的某一统治者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来办事。目前,有的同志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说论要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说的精髓是依法治国。其理论构建主要包括: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人治向法治过渡.要从制度方面解决缺乏民主问题;民主只能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逐步发展,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是依法管理;坚持民主和法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试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完全摒弃人治，而是要肃清专制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道德素养，从而找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契合点。     

谈谈人治和法治

无产阶级治理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搞“法治”?这是人们经常议论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人治”与“法治”的含意。什么是“人治”?如果把“人治”了解为是“人对人的统治”,那么,不言而喻,任何国家都是“人对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然也是“人对人的统治”。然而,我们知道,人是分为阶级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     

邓小平法治思想“五论”

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令人常学常新。通过学习、实践与思考,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以下“五论”。一“目的”论自古以来,怎样治理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一直存在争议。在比较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分析人治危害的基础上,邓小平着力彻底解决人治与法治问题,并明确提出依靠法治治理国家的方针。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在依法治省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论述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从人治到法治的伟大变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治与法治涵盖了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系统的基本尺度.法治,即法律主治,依法而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高无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属性,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人治与法治

是要法治还是人治?这在过去是有争论的。多年实践证明,人治的弊端极大。人治是依靠个人的意志来实行统治,没有民主基础,没有法制保障;而法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稳定性。古今中外,凡是强盛的国家,总是与法治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也是把法治作为重要口号提出来的。继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和法学家施泰因等都主张法治,美国到现在仍实行“三权分立”的     

人治、法治与德治刍议

人治在国家治理中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由于人治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故应当摒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虽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单靠法治国家是治理不好的;应当充分认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邓小平关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的保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强调,党的好传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要形成制度;各种关系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各种矛盾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由国家和政府管;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